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跟集体行动的效率资料.pdfVIP

社会学研究 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 集体行动的效率∗ 张江华 提要：本文通过一个个案，对经济学家有关集体时代集体经济效率低下所给予的解释提出了反证。作者 通过一个众所周知的数学模型讨论了工分制下农民的劳动激励问题，所构造了几个博弈论模型也深刻提示 了工分制下，这一时期农民之间的相互博弈行为。在此一基础上，本文所得到的结论是：集体时期的工分 制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劳动激励制度，它所形成的激励与相互竞争使得农民通过不断追加劳动以获取更多工 分的行为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行为。而集体经济的失效也正来自于在该制度框架下，个体对效用最大化的追 求将导致对集体公共利益的漠视。在结语部分，作者也在更大范围内对这些结论所蕴藏的重要意义作了引 伸和推广。 关键词：工分制、激励、集体行动的效率、博弈 一、前 言 有关中国集体行动的效率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国集体经济的成败谈起，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 要来自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两篇论文。林毅夫将中国集体经济的实践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 集体运动的最初阶段（1952-1958），中国集体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成功也为中国 进一步强制推动全民集体化提供了依据；第二阶段是从三年困难时期一直到 70 年代末 （1959-1980），这一阶段集体经济遭遇了三年的严重挫败，此后虽有所恢复但终于难以为继， 从而导致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与全面推广。林的研究试图解决和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相对 于 1959 年之后的失败，集体经济最初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二是相对于集体经济，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制度优越性是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林毅夫用博弈论来证明 1959 之后的集体经济效率下 降来自于入社“退出权”的取消，即认为这一退出权的取消使得一种重复性博弈实际变成了一 次性博弈，从而以退出作为相互监督的机制不再存在。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林毅夫主要认为联 产承包责任制实际形成了“可自我执行协议”，因而从制度上要优于集体经济制度，从而避免了 集体经济中的“搭便车”现象。林的研究后来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尤其是第一项研究， 董晓媛[X.Dong]和道[G.Dow] （张军，1999）依据麦克洛伊德[W. Macleod]的理论构造了一个针 对性的模型来说明合作效率是由退出成本而不是退出权来支持的，因此认为林的观点是错误的。 不过两者的争论后来在波特曼[L. Putterman]和斯克尔曼[G. Skillman]那儿得到了统一，即认为是 同一现象的两种极端形式。林毅夫最后也回应了学术界对其观点的质疑，认为应该区分两种不 同类型的社员：一种类型的社员具有偷懒然后退出合作社的动机，因而其合作效率依赖于退出 成本的提高，该类社员的行为符合董和道的模型；而第二类社员则具有偷懒但仍留在合作社的 动机，退出权的保证是限制这类社员“搭便车“行为的有效手段，该类社员符合林的假说。林 毅夫据此将这一时期的社员区分为“认真”的社员与“偷懒”的社员，这两类社员因为能力、 禀赋乃至人格上的差异而对合作有不同的行为选择，而退出权的取消使得“认真”的社员无法 用退出来约束和惩罚“偷懒”的社员，因而导致了集体经济的效率下降。林显然认为他的这一 解释包容了不同的观点与意见（张军，1999）。 不过，在笔者看来，林似乎并没有完整地证明他的结论，因为他实际只是证明了 1959 年之 后有部分社员的确存在“偷懒”行为而且其行为不能得到有效扼制。而即便证明了这一点也不 能有效说明这就是这一时期整个集体经济生产效率下降的原因。因为按照林的思路，从逻辑上 讲，造成其效率下降的具体过程不外乎如下几种情况：其一是“偷懒”社员的持续“偷懒”导 致了生产效率的下降；但部分社员的偷懒是否就会导致整体生产效率的下降呢？因为如果董的 观点是对的，则退出权的取消应又导致了另一部分“认真”社员合作意愿的增强，他们的努力 ∗ 本研究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Y0104）资助。谢谢匿名审稿人对论文所提出的意见，作者也据此作了一些修改， 对仍然存在的问题由作者本人负责。 1 社会学研究 就应该可以抵消这部分“偷懒”社员的行为。其二是“偷懒”成为该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