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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全面叫停牟利性职业打假 继去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公布《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人将不再受消法保护”的重大修改之后，近日，最高人院首次表态，将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牟利性打假行为。 从法规、行政、司法等层面限制“职业打假”，对缓解公共资源长期被挤占、被空耗，减少对商业企业经营的干扰，对维护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都大有裨益，这样的决定值得点赞。 但笔者注意到，工商总局的基本态度是“不保护”、“不支持”，最高法院的表态是“逐步限制”，且将食品药品排除在外，仍为职业打假人留下一定的活动空间，未免美中不足。 对牟利性职业打假，应旗帜鲜明地全面叫停，不留任何“尾巴”，因为所谓的“职业打假”，早已背离消费维权的初衷，游走于法律边缘地段，有的直接就是违法犯罪，指望这样的群体打假，无异于以毒攻毒、以暴制暴，甚至是饮鸩止渴。 “职业打假”基本沦为“职业碰磁” 自1995年，青岛青年王海成为我国首个“职业打假人”闻名于世，22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了无数“王海”。 应该说，早期的职业打假人还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职业打假”运作也相对规范，对抑制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权益确实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有利可图而又没有从业门槛，大量无正当职业者、社会闲散人员蜂拥而入，职业打假人队伍急剧膨胀，鱼龙混杂、唯利是图，缺乏底线者越来越多，“职业打假”这个“行业”逐步变味，几乎沦为“职业碰磁”。 如今的职业打假，相当比例的是栽赃陷害式、无中生有式的恶意打假，类似于偷藏商品等到过期索赔，调包商品、自带假货等“套路打假”，篡改生产日期“先造假再打假”等手段早已频繁曝光，而纠缠于经营企业非主观、偶发性失误，以损害商家声誉为手段威胁、要挟企业支付高额赔款的，更是常见。 职业打假人的“打假”功能日渐退化，而敲诈勒索的色彩越来越浓郁，它不但没有解决假货的问题，自身也变成了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 理由非常简单，“职业打假”只是很多“职业打假人”牟取暴利的手段，高额索赔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真正需要打假的地方，如职业造假者的地下工厂、售假网络、城乡结合部市场、农村市场、C2C小店等，他们不敢打、不愿打、不会打，因为风险太高，榨不出什么油水，“产出太低”。 他们紧紧盯住的，是那些守法经营、珍视商誉的企业，这些企业一般商品质量管理、经营品质管控较好，没有太大的打假空间，所以一些职业打假人就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石头里也要挤出点油水来。企业虽然明知被陷害，但由于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与之纠缠，或爱惜羽毛怕损害品牌形象，往往选择息事宁人、“花钱消灾”。 这些年曝出的重大食品安全、商品质量问题，从三聚氰胺“毒奶”、有毒多宝鱼、染色馒头、病死猪肉到地沟油、黑心棉、抛光米、毒胶囊等等，无一是由职业打假人“打出来”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本意不在打假而在赚钱，即使在打假中发现了一些严重问题，这些人也很容易被收买。正所谓恶之花结不出善之果，指望把打假索赔当生意来做的职业打假人消除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权益，无异于饮鸩止渴、南辕北辙。 以牟利为目标，就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紧盯宣传瑕疵、不重质量安全；只求经济效益，不重打假效果就成“行业”必然，甚至于突破底线、坑蒙拐骗、敲诈勒索也成为很多从业者的逐利手段，“职业打假”沦为“职业碰磁”有其必然性。 也因此，最高法院在有关职业打假人不当牟利的回复函中指出，“上述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我们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 “职业打假”弊端丛生 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职业打假”真正打出的假冒伪劣少之又之，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却非常多。 一是长期挤占大量社会公共资源。 上海市工商局12315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最近3年间，共接到职业打假人索赔投诉举报14375件，年均增速高达364%。 根据河南省工商局不完全统计，2015年至2016年8月，该省12315系统接到职业打假人投诉举报16299起。 广州中院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广州地区法院受理消费维权类官司，80%甚至95%以上是由职业打假人发起的。 不用再列举更多的数据就可以清楚看出，职业打假人挤占了太多的行政、司法等社会资源，这些由纳税人供养的社会公共资源，本应服务于社会民生、经济，服务于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却被职业打假人长期、大量占用，这对真正需要解决的经济纠纷、消费投诉，无疑增加了成本、加大了难度。 二是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巨大干扰。 职业打假人将打假变成“假打”，变成了处心积虑的牟利行为，特别是先造假再打假、偷藏商品等待过期、自带假货恶意索赔等花样繁多的恶性打假，让很多企业苦不堪言、疲于应付。 据报道，大润发平均每个门店每天都会遭遇七八次恶意打假，北京物美集团每年遭遇职业索赔案例约5000起，中国连锁协会介绍，有一家成员企业一年被迫支付给职业打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