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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内容提要：林毅夫和张维迎有关产业政策的论战是2016年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前者推崇产业政策，倡导对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实施产业政策保护，以鼓励创新、扶持幼稚产业成长；后者从范式、创新的不可预期性和政府官员的委托代理机制的角度，论证了产业政策的无效性。通过对于这场论战双方观点的综述，本文结合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提出引入竞争性产业政策，把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二人观点的调和，并从理论上论证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本质。 网:m 关键词：市场机制；产业政策；市场失灵；竞争性产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11-0127-06 2016年末，针对“到底是否需要运用产业政策来推进经济发展”问题，林毅夫和张维迎在各种公开媒体上连续发表各自意见，掀起了一轮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论战，并有理、有节、有据地就对方的攻击做出反击，一时之间“我们到底是否需要产业政策”成为国内经济媒?w热炒的焦点，产业政策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表明我国有能力通过采取一定的产业政策干预资源配置，并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产业政策的协调。《报告》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明确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一、产业政策论战的理论渊源 从本质上而言，林毅夫与张维迎有关产业政策争议的焦点在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应该如何界定。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关于政府与市场的争议就始终没有停歇。亚当?斯密正是对当时英国政府运用重商主义政策对于经济、特别是的限制的批评，开启了现代西方经济学“自由放任”的先河。在大萧条时期，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提出通过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干预，消除自由市场机制调节所不可避免的需求不足难题，熨平经济周期，维护经济的平稳增长。20世纪20、30年代，以米塞斯（Ludwig?von?Mises）、哈耶克（Friedrich?August?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学者，与芝加哥学派的兰格（O?Lange）展开了一场关于与优越性的论战，双方争辩的焦点问题是政府到底有没有能力用经济计划的方式取代市场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伴随着前苏联经济的兴起以及兰格所倡导的数理方法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统治地位的确定，尽管看似坚持政府计划职能的兰格赢得了论战的胜利，但在苏联解体之后，主张自由市场功能的奥地利学派终于逆转局势，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两个永远无法回避的研究命题。正是由于不完全竞争、经济外部性、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完全的存在，市场价格信号往往被扭曲，无法如经济自由主义学者所设想的那样高效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导致严重的市场失灵，这也呼唤政府运用强有力的产业政策遏制市场失灵，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豪斯曼和罗德里克（Ricard?Hausmann，Dani?Rodrik，2006）曾把市场失灵解释为协调失灵和信息外溢。一方面每一个行为人的经济利益在市场之中都会受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影响，而市场是很难保证无数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利益协调的，只能由政府通过既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众多市场主体的行为，甚至替代市场决策；另一方面，因为存在经济外部性，市场机制中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如创新成果可以被随意模仿，大规模的创新激励自然是不足的，这就需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限制模仿、剽窃或者鼓励创新，以保证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一致性。所以，市场失灵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凯恩斯宏观经济思想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当市场无力保证经济运行的最优时就需要政府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不足。 苏联的解体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充分证明了政府很难占有资源配置所需的大量经济信息，从而出现政府失灵的现象；而市场的自发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因此，政府根本不可能完全替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而往往需要委托代理人代为行使特定的政策选择。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由于委托-代理机制设置的不合理，往往也没有足够的激励办法，保障代理人尽其最大努力来维护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来看，尽管东亚模式一度被视为政府产业政策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模板，与经济发展远逊于自己的拉美国家相比，其优势正在于高度的市场化和对外贸易的自由化，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并不能被完全视为产业政策有效的直接证据。特别是东亚金融风暴以来，东亚政府干预经济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在“华盛顿共识”的引领下，东亚经济的市场化、自由化进程也大大加快。 二、林毅夫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