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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大监督司法权的正当性必要性 监督司法权的理论渊源及法律依据 1?理论渊源：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的必要手段。“权力 趋向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现代民主制度政 治铁律。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 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 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从事物的 性质来说，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1] 就国家权力来说，以一种权力制约另一种权力，使掌权者 行使权力时，受到一定管制和约束，是防止权力滥用，保 证权力依法规范运行的必要之举。这种对其他权力予以监 视、督促、管制和约束的权力，便是监督权。 西方议会监督不排除监督司法。监督从古到今自始存 在，但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和外延。从政治意义上说，“监 督主要是人们为了达到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方面的某 种目的或目标，仰仗一定的权力，通过对社会公共治理过 程中若干事务的内部分工约束或外部民主性参与控制等途 径，针对公共权力的资源、主体权责、运作效能等而相对 独立地开展检查、审核、评议、督促活动。” [2 ]在现代民 主法治社会，“监督是一种普遍的权力现象，存在权力的地 方就会有权力的监督。” [3]这种国家公共权力机构之间以 权力制约权力为主要特征的彼此相互监督和约束的制度， 通称为政治监督。从公共权力的属性角度，政治监督可以 分为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从公共权力的行使 主体角度，分为议会监督、政府监督和法院监督。对实行 “三权”分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议会监督最终表 现为分权与制衡。从实践中看，西方议会监督的内容有法 律监督、财政监督、人事任免、重大问题监督。主要形式 有：听取和政府工作报告或国情咨文；质询或举行听证会; 对特定问题展开调查或进行国政调查；对政府的政策或行 为进行信任投票或倒阁；罢免、撤职或弹劾政府官员或法 官；其他。［4］可见，西方议会监督侧重于对政府的监督， 但是并不排除监督法官，对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主要有立 法监督，包括对司法机构组织和程序的监督和对司法机构 某些司法行为的监督；财政监督，主要通过政府预算和决 算的方式决定司法机关的经费开支以及通过立法形式决定 司法机关法官的薪水；人事监督，包括对法官地位的监督、 对法官的任命批准进行监督、对法官违法失职行为的监督。 马克思主义“议会合一”理论为人大监督司法权提供 了理论支撑。马克思在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经 验时，曾精辟地论述了公社与城市代表、选民、法官之间 的关系，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新的人民代议机关同时 行使行政和立法权，代议机关的成员同时又是行政机关的 领导者，代议机关和行政机关混同，既是法律的制定者， 又是法律的执行者；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人民代议机关并直 接对其进行监督；一切社会公职人员由人民代议机关委任 并受其监督，代议机关创议决定一切社会生活事务。” [5] 按照这一理论，法官由选举产生，可以随时撤换，并对选 民负责，受公社的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人大监督司法权提 供了宪政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三权分 立”政治体制的本质区别在于实行“议行合一”，即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民民主选举 产生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 家权力机关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 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国家权力机 关负责，受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可见，人大及其常委会对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进行监督，这是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人大监督司法是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的重要 内容之一，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 这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要途径和重要举措。 2?法律依据：现行宪政体制下，人民政府、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都由本级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虽 然宪法只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负责，没有规定应报告工作并接受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 质询，但是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的法院 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了法院、检察院向本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制定的地方组织法规定，地方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 人员可以向法院、检察院提出质询案。从1979年起，每年 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听取和审议“两高”的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需要听取和审议“两高”的专项工作 报告，开始形成制度。随后，人大监督司法工作持续、深 入开展。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也在工作实践中进行了探索 了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法定监督形式。20世纪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