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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青铜器铭文的装饰功能 青铜器在过去，最为学术界关注的内容就是其上的铭 文，因为它有重要的“书史”性质。为古文字学者、考古 学者、历史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学者们也大多热 衷于对这些特殊文字的考释，毋庸置疑，这些文字确实为 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并且取得了重要成 绩。但谈到青铜器装饰艺术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些文字， 尤其是一些器物表面的铭文，除了它本身的纪念“书史” 性质外，它也是青铜器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青 铜器铭文的装饰性，学者们也早有认识，如郭沫若先生在 谈及栾书缶铭文时指出，“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 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⑴唐兰先生也曾提出，“把铭刻 作为图案或夹在图案中间，或写成带图案意味的鸟虫书及 其它形体，以及嵌金银，嵌绿松石，也都为的是美观的目 的。”⑵但均未引起足够重视，对其研究有待深入。下面就 青铜器铭文装饰的滥觞和在商周时期的发展概况做以简要 的系统分析，权作抛砖引玉。 一，铭文装饰功能的滥觞 史前的刻划符号 这种铭文（或刻符）性装饰，是在继承史前陶器的刻 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杨晓能先生 近年也提出“（商周青铜器上的）有些图像既可作为 图形文字又可作为铜装饰，继承了史前传统。”⑶过去学者 多从文字学的角度对史前陶器的刻符做了系统分析研究， 我们认为史前陶器刻符同样具有美化陶器的作用，也就是 具有装饰性。下面我们就对史前陶器刻符装饰的发展作以 简要回顾。 就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显示，陶器刻符最早见于距今 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但它在陶器上的大量出 现要到仰韶文化时期。目前在仰韶文化的陕西西安半坡、 临潼姜寨、铜川李家沟、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汝州洪山 庙等遗址均发现有陶器刻符数十种，特别是在宝鸡北首岭 还发现有用黑色彩绘的符号。它们大多刻划在钵形器外口 缘的黑宽带纹或倒三角纹上，一般一器刻一个符号，这些 符号以简单的线条排列穿插组合而成。就其性质，一般认 为它们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记事标志，⑷但从其所在位 置看，在客观上也对器物具有装饰作用。在时代稍晚的黄 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发现有类似于仰韶文化的刻符，但 它们多以颜料描绘而成。这些符号有的处于器物的下腹，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下腹多无纹饰，这些描绘的符号调节了 这种素面的单调感，在客观上也起到了装饰作用，有的符 号穿插描绘于彩绘纹样中间，既充实了纹样的空白，也改 变了纹样的组合形式，无疑和纹样一样，具有装饰的作用。 约略同时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则发现了许多图像类符号，它 们大多刻画或描绘于器物的腹部，这些符号在刻画之后还 往往涂朱或增添小圆圈，因而它们更具有图形的特征，也 因此更具有鲜明的装饰意味。到龙山文化时期，这种符号 性装饰仍习见于陶器表面，特别是到龙山文化的末期，这 种刻画符号更具有了文字的特征，它刻画于陶器表面，是 毫无争议的文字性装饰。如陶寺文化出土的陶器上的朱书 陶文，绘于器物的表面，装饰效果和意图非常明显。而在 南方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等诸 多文化圈内都发现有类似的刻画符号，许多符号轮廓分明、 具有图形的特征，虽可能具有徽识的作用，但其图案装饰 意味则更浓。 史前的人们不仅充分利用艺术形式来表达宗教文化上 的观念他们也十分重视表现艺术的和谐美。彩陶盆中对 称的人面鱼纹和网纹若仅有黑彩的圆形格局，画面自然有 些平庸呆滞，所以原始艺术家便在黑边上或空白处匀称地 刻画出具有神秘意义的符号，打破了先前静止的格局，起 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从史前继承并沿用下来的这种刻于陶器表面的符号或 “文字”，在商周以后仍有发现，它们可能有其它的意义， 但其装饰性也非常明显，起到了美化器物的作用。这种文 字的装饰作用，逐渐为古代艺术家所继承发展，用于装饰 玉器、青铜器、瓷器等，如后代（包括现代）日常使用的 瓷器上常见的吉祥用语一“四季平安”、“吉祥如意”等， 既起到了美好的祝福作用，也同时装饰了器物，使器物更 为美观。其中 在青铜器上使用文字性装饰，在商周时期 最为发达由最初的一字到多字，由散乱到整齐划一，由 最为发达 由最初的一字到多字，由散乱到整齐划一，由 图形文字到错金铭文、鸟虫书，充分展示了这种装饰的繁 华富丽丝毫不逊于青铜器上的线性纹样和雕塑性装饰。下 面就其发展情况分阶段作以分析如下。 二，商代、西周青铜器铭文装饰的初步发展 在青铜器上使用这种文字性装饰 就目前资料显示 最早见于商代前期。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发现较少，且 有铭者也很简短，一般为一两个字，多被认为是族徽。这 些铭文，多数图画性很强，是在继承陶器刻符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图形文字。有的刻于器物显著位置，起到了装饰器 物的作用。如郑州商城白家庄墓地出土的一件曇C8M2 : 1 ⑸其颈部饰有 ⑸其颈部饰有三个龟形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