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彻底的胜利.docVIP

PAGE PAGE 4 一场不彻底的胜利 ——论《暴风骤雨》中的双重革命 人事处 欧阳燕姗 响应毛泽东革命文学路线而诞生的《暴风骤雨》是十七年革命文学的经典代表，也是反映1946年土地改革的著名土改小说。 《暴风骤雨》的第一部讲述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前，哈尔滨附近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庄，在工作队领导下，斗垮恶霸地主韩老六，打退土匪进攻的故事。第二部写的是《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土改运动进一步深入的斗争，总的来说，这是关于一个无产阶级在农村推翻封建宗法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的故事。 由于这是一场与封建社会的朝代更替性质不同的革命，萧祥的工作小组在推翻当地的地主政权的同时，还肩负着建构无产阶级政权的任务。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只是一场推翻地主的暴力革命，更是一场推翻宗法制的话语权革命。在话语权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六斗韩老六’的过程中，革命话语取得了至少是表面上的胜利。在中农和地主的声音被迫沉默后，革命话语取得了主导权，韩老六在人民饱含血泪的控诉中低下了头。 在暴力革命层面上，最终也是以工作组和元茂屯的贫农们击毙韩老六、韩老七等地主恶霸胜利收场。正如文本开头所引用的那段话：“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这场暴力革命依靠着农民的力量取得了胜利，我们看到的是话语权和政权的双重胜利。但是应当看到，这场暴力革命是脱离了话语革命的一场平行革命，它不受革命话语的指导，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周立波本人曾经表示，写作应“把政策思想和艺术形象统一起来”，创作《暴风骤雨》是“想借着东北土地改革的生动丰富的材料，来表现我党二十多年来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雄伟而艰苦的斗争”，根据这样的思想，他构建出一个发生在元茂屯的土改运动故事。但在这个工作队进村－调查－斗争－胜利为主线的故事里，可以很清楚的发现传统公案小说的“以暴抗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等封建伦理观念。 《暴风骤雨》首先是在故事架构中有着对传统公案小说的模仿。公案小说的一种典型情节就是含冤－清官造访－查明真相－沉冤得雪。在这里，作者通过一系列家破人亡的惨剧的展示塑造了赵玉林等受地主欺凌压迫的“含冤”贫农形象，而到元茂屯来开展工作的队长萧祥则扮演了造访清官的角色。他和公案小说里明察秋毫的清官一样，对推翻冤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他的带领下，受压迫的贫农们展开了一系列与地主韩老六等的斗争，打倒了地主，翻身作主，如同所有公案小说的结局一样，含冤的主人公最终冤情洗脱，富贵功名接踵而来——在这里，贫农同时接收了地主的财富和权力，最终过上幸福的生活。 古典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文学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对于“道义”的强调。西方的侦探文学注重破案过程的逻辑性和行为的违法性，公案小说则总是按照伦理推断出犯案人，谴责的也并不是行为本身的违法，而是违德——即所谓的“丧尽天良”。在公案小说的背后是一个支撑了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行政模式：“仁治”。治人者握有绝对的权力，受治者则连反抗的权力也被剥夺。约束治人者的不是法律，而是伦理道德。因此在公案小说里，受冤者永远不可能指望法律还他一个公道，他只能指望一个路过此地、或者新上任的“青天大老爷”为他洗脱冤情。而这位清官之所以能够辨明是非、合理断案，也并非依仗于法律，而是依仗于他心中的道义观念。清官和昏官运用的是同样的一套权力，两者的差别只在于他们对于“道义”的遵循。 在《暴风骤雨》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公案小说相同的一套“道义”模式在运作。工作队进村，即向群众宣布了他们的目的：“斗争大肚子”。这个“斗争”，如前所述，既是话语权的抢夺同时也是实际权力的抢夺。实际权力的抢夺是通过赋予地主阶级一个“罪人”的身份、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实现的。萧祥的任务在于告诉人们：地主的存在、他的所作所为本身就是罪行。韩老六曾经杀害过许多人，但对于当地的贫民，他所作的却主要不是直接伤害，而是迫害——他的行为将贫农逼上绝路，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死亡。赵玉林的女儿是因为韩老六不肯借贷给赵家而饿死的，郭全海的父亲是因为和韩老六赌钱输了后气病而死的。于是我们看到，对韩老六的定罪绕开了司法审判，而转向道德审判——如果是前者，我们的工作队大可以“杀人”的罪名将他送去“蹲篱子”。在这场审判中，韩老六的罪名不是“杀人”，而是“残忍”，六斗韩老六，将他绑起来进行公开“斗争”——而非像现代审讯一样进行私下审判，就在于将操场变为道德审判庭，将审判的权力交与农民。郭全海从课堂里搬出一张桌子来，放在操场的中间，而老孙头说：“这是咱们老百姓的‘龙书案’”，正点明了这场审判的实质。 伴随着道德审判掀起的则是合法的道德暴力，在“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的思想下，对道德上判定的‘罪人’施以法律刑法以外的肉体惩罚被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