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疆域广袤和地理风俗多样,五千年来中华文明内部若干地.docVIP

PAGE / NUMPAGES 由于疆域广袤和地理风俗多样，五千年来中华文明内部若干地域子文明的共存、碰触和整合，成为一项重要的结构性演进机制。1934年，傅斯年先生曾撰《夷夏东西说》，首次阐发了夏商周三代“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东西二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的重要观点。此文堪称廓清上古东、西地域子文明共存整合的里程碑式的论著。而傅先生70多年前业已指出的“自东汉末”“常常分南北”的问题，迄今尚无专门论述。本文勉为“续貂”之篇，试从南北朝与隋唐的“南朝化”、元明帝国南北差异的博弈整合、南北差异博弈背景及本质等方面，予以初步探索。　　一　　先说南北朝与隋唐的“南朝化”。　　1945年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揭示隋唐制度多半出于北朝，又受到南朝的部分影响，进而澄清了北朝制度的内涵、流变。20世纪90年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指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近年，阎步克、胡宝国、陈爽等学者又围绕“北朝化”、“南朝化”何者为主流，展开了小小的争论。　　以上争论都有史料依据和合理性，又相互抵牾对立，似乎单用其中一说难以涵盖隋唐时期的复杂历史情况。笔者拙见：南北朝、隋朝及唐前期的历史是循着“南朝”、“北朝”两种体制或线索来发展演化的。两者各有其赖以生存和实用的空间地域——南方和北方，又在并存发展中互相交融，互相影响。正如人们熟知的，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制的问世，黄河中下游东、西子文明整合也基本完成。而东晋以后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南移，以长江、淮河为界限的南北两大地域的差异转而上升和凸显。经历近300年的南北朝分裂对峙，特别是受“五胡乱华”等影响，南方与北方的制度状况或发展线索呈现异样，也是情理中事。“南朝”状况或线索，主要表现于东晋、宋、齐、梁、陈所沿袭汉魏西晋的体制。“北朝”状况或线索，主要表现在北魏、北齐、西魏、北周的体制。诚如阎步克教授所言，“隋唐王朝都是在北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故隋朝及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而后，隋唐二王朝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南朝”体制与“北朝”体制的整合，到中唐以后整合完毕，国家整体上向“南朝化”过渡。笔者的看法大致可以找到三条证据支撑：贯穿北朝、隋朝及唐前期的均田、租庸调和府兵三大制度，均主要实施于北方，又都在中唐瓦解。替代它们的租佃制大土地占有、两税法和募兵制，正是整合后南朝因素转而占上风的结果。北制诚为隋唐立国之本或入口，南制则是其演化趋势或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由“南朝化”起步的“唐宋变革”，就是革均田、租庸调、府兵等三制度的“命”，也与上述南北地域差异的整合趋势，密不可分。　　二　　再谈元、明帝国南北差异的博弈整合。　　继辽、金、西夏之后，蒙古铁骑南下，建立了统一南北的元王朝。元统一后“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21《论治法》）等抵牾差异依然存在，甚至在国家制度层面亦呈现南、北制因素并存博弈的状况。蒙古草原制度与金朝后期汉法制度混合体的“北制”，更是始终充当元帝国的制度本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长期发挥着支配作用。相对于江南南制因素的北制表现为：职业户计制与全民服役，贵族分封制与驱口制，官营手工业的重新繁荣，儒士的边缘倾向与君臣关系主奴化。元朝社会经济整体上的发展进步，唐宋变革成果在元明的延伸，都有赖于国家统一条件下南、北制因素的融汇互动、博弈整合，唐宋变革和晚明及清繁盛之间“过渡”或整合发展，同样是在此类融汇整合中逐步得以实现。不过，元统一后上述博弈整合，呈现为北制向江南的推广、南制因素遗留及部分上升且影响全国等较复杂的互动过程。由于元政权北制因素的过分强大，元统一后整合的结果，总体上北制因素占上风，南制因素依然居从属。　　朱元璋曾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旗号，重建了汉人为皇帝的明王朝，也采取过定都南京，惩元末权臣和贪赃之弊，废中书省和丞相，以三司取代行省，创建卫所取代部族兵制，以及“黄册”和“鱼鳞册”等新制度，力图较多摆脱蒙元旧制，使国家体制恢复到汉地传统王朝的形态上来。但不容忽视的是，朱明王朝又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颇多的元朝制度。这与朱元璋、朱棣父子带有个性色彩的南、北政策及朱棣迁都燕京都有密切关联，客观上更是元朝覆灭后所遗留的社会关系、文化意识等潜在影响使然。如果说朱元璋实行的是半南半北的政策，眷顾中原北地的倾向尚带有偶然或不稳定性，朱棣就与其父显著不同了。朱棣“靖难”，以燕京和北直隶充当根基地，其军旅精锐包含蒙古朵颜三卫等，又残酷镇压建文帝势力，自然容易站在建文帝南方本位的对立面，遂导致“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等政策（《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