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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普惠金融是否影响城乡收入均衡 增长? 摘 要：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份2010—2014年度数据, 计算各地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 析“互联网+”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均衡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互联网和普惠金融两个变量各自对城乡人均收入水 平、城乡收入均衡水平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两个变量的交互 效应对城乡人均收入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城乡收入均 衡水平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促进城乡收入结构性均衡增 长方面，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度不够。中国需要多策并 举，有力推进“互联网+”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小微企业和低 收入社区的推广，在促进城乡收入总水平增长的基础之上， 促进结构性均衡增长，实现城乡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富裕。 关键词：“互联网+”；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均衡水平； 平衡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07-0050-07 一、问题的提出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在融资端，传统金融 机构长期延续根深蒂固“二八理论”的理念，金融资源更多倾 斜于“头部”领域——20%的高中端客户，而80%小微企业、 三农、低收入社区居民等“尾部”领域客户，由于存在信息不 对称、缺乏信用评估和抵押物，加之交易金额小，运营成本 过高等问题，往往得不到关注，产生金融排斥现象。Kempson 和Whyley[ 1 ] Leyshon和Thrift[2]先后指岀，普惠金融是 一个与金融排斥相对立的概念，这一词汇在联合国宣传2005 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时被率先使用。其基本含义是：能够以可 负担的成本，有效、全方位地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金融服务。 Kodan和Chhikara[3]认为，普惠金融强调金融服务的可获得 性，如果需要人们能够使用这些金融服务。同时，普惠金融 也强调了“可负担的成本”，作为金融机构尤其是追求利润最 大化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时，必须协调成 本与收益、履行社会责任与利润最大化之间的关系。正是因 为其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使得长期以来普惠金融业务的开 展，处于“外热内冷”的尴尬局面。 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融合的不断深入，面向中低 端客户群体的金融服务成本不断下降，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 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逐渐由“二八法则”转向“长尾理论”，客 户端不断下移。同时，互联网金融企业把数字技术与普惠金 融结合起来，为普通大众和中低端收入群体推出丰富的普惠 金融产品，作为新兴行业异军突起，成为“互联网+”普惠金融 的实践典范。2013年6月，阿里巴巴旗下的网上支付系统支 付宝推出“余额宝”。作为一款“1元起购”的开放式基金，余 额宝在短短三年内开户数超过2.95亿，为客户赚取收益 572.93亿元，是目前互联网金融最成功的实践案例。也正是 余额宝的成功，引发了国内2013年以来的互联网金融热潮。 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明确给出 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互联网金融指金融借助互联网和移动通 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功能的新型金融模 式。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普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 新型金融模式具有传统金融难以企及的普惠性。 2016年9月G20峰会上《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 的正式公布，使得普惠金融这个热点话题，以一个新视角再 次出现在实务界与学术界。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互联网、移动 通讯、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有机融合。 这一原则的公布，无疑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技术的规则 支撑，也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注入新鲜养分。在此背景下， 作为数字技术中起源较早并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互联网技术， “互联网+，，普惠金融的经济效用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融合的不断深入， 使得面向中低端客户群体的金融服务成本不断下降，由此以 商业银行为主体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逐渐由“二八法则”转向 “长尾理论”，客户端不断下移。同时，互联网等数字金融企 业作为新兴行业异军突起，把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结合起 来，为普通大众和中低端收入群体推出丰富的普惠金融产 品，成为“互联网+”普惠金融的实践典范。2013年6月，阿 里巴巴旗下的网上支付系统支付??推出“余额宝”。作为一 款“1元起购”开放式基金，余额宝在短短三年内开户数超过 2.95亿，为客户赚取收益572.93亿元，是目前互联网金融最 成功的实践案例。也正是余额宝的成功，引发了国内2013 年以来的互联网金融热潮。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发布的《中 国金融稳定报告》明确给出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互联网金融 指金融借助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 信息中介功能的新型金融模式。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普 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新型金融模式具有传统金融难以 企及的普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