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通的流传及其对后世史学理论的影响.doc

论史通的流传及其对后世史学理论的影响 杨绪敏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一 《史通》约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春。这部史学理论名著一问世，书稿首先在封建士大夫中间传阅。时人对它的评价是贬多于褒。刘知几自称：“余撰《史通》，亦屡移寒暑。悠悠尘俗，共以为愚”，“见者亦互言其短”。（《自叙》）因此他曾作《释蒙》来反驳世人的非议，可惜这篇文章早已亡佚，今已不可考见当时辨论的情况。对《史通》在后世的遭遇，刘知几曾作过这样悲观的估计：“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以得观。”（《自叙》）由此可见，《史通》刚刚问世，便遭到世人的激烈批评。但当时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著名史官徐坚就曾称：“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旧唐书·刘子玄传》）更值得庆幸的是，此书还得到了唐玄宗的肯定和赞许。在刘知几死后不久，玄宗就诏命河南府官员至其家抄写《史通》。开元十年(722)十一月，刘知几二子刘餗将《史通》抄录一遍，呈奏玄宗。玄宗“读之称善”，并因此追赠刘知几为工部尚书，谥曰文。（《旧唐书·刘子玄传》）从此，《史通》开始正式传布于世。 一百七十多年后，第一部批评《史通》的著作—柳璨的《史通析微》问世。该书因“《史通》妄诬圣哲，评汤之德为伪迹，论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殉节，其甚至于弹劾仲尼。因讨论其舛谬，共成五十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史评类”）。其后，宋人孙何也著有《驳史通》十余篇讥诃其失（《宋史·孙何传》）。在一片批评声中，这部史学理论巨著非但没有广泛流传开来，反而日益被世人所冷落。有些篇目在五代宋初时已经亡佚。乃至到了南宋时，连著名大儒朱熹“犹以未获见《史通》为恨”。到了明代，有的学者甚至把刘知几当成了宋人，更多的人尚不知有其人（张之象《史通序》，见明张之象《史通》刻本，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出版）。直到明代中叶后，一些有识之士才依据稀有的传世之本进行补缺、纠谬、训释等校勘工作，才使得其重新广布开来。 《史通》之所以遭此冷落和贬抑，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史通》被封建学者视作是“工诃古人”、“妄诬圣哲”之作，故屡遭贬抑。 刘知几站在一个史学理论家的高度，对唐以前的 历代史书(含唐初所修诸史)进行了一次总的评论，其中不免有“轻肆讥评，伤于苛刻之处。（焦竑《焦氏笔乘》“史通”条）此外，《史通》还专门设有《疑古》、《惑经》等篇，把《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同史书放在一起进行批评，对儒经中有关尧、舜、禹的“禅让”及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等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表示了大胆的怀疑。这在盲崇古代，将儒家经典奉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时，自然不会被世俗所容忍。最早写出专著来批判《史通》的柳璨给《史通》定的罪名就是“妄诬圣哲”。直至明清时期，一些封建学者仍不断指斥其：“薄尧、禹而贷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高自标榜，前无圣哲”。（郭延年《史通评释序》，见《史通通释》本卷首）清人黄叔琳甚至将《疑古》、《惑经》称作是“非圣无法”的“邪说谣辞”，并力主删去其中部分章节。（黄叔琳《史通训诂补》书后）纪昀在《史通削繁》中则全部删去《疑古》等四篇文字，删去《惑经》中“五虚美”的大段文字。足见《史通》在一些具有浓厚封建正统思想的学者眼里，实在是一部有伤名教之作，自然要限制它的流传。明人张鼎思在总结这方面原因时指出：“至其论史则信家书而疑坟典，讥尧舜、訾汤文，诽周孔，不少顾忌。……刻之不广，大率如此。”（张鼎思《续校史通序》）这是很有道理的。 (二)由于《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评体专著，五代以来的一些学者对它的性质及学术价值尚缺乏必要的认识，故流传不广。 刘知几之前，对历史著作的评论早已出现，但多支离破碎，不成系统。唯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可以说 是一篇较为系统的史评论文，但却失之于肤浅粗糙。只有《史通》才算得上是一部既具有系统性、论述又详实深刻的史评体专著。对这种新出现的“史评体”著作，五代以来相当一些学者对它的性质及内容缺乏基本的认识，对它的学术价值更是不甚了解。这一点仅从唐以后所编目录学专著中就可见其端倪。五代后晋所修《旧唐书·经籍志》居然弃《史通》而不加著录，这显然不是一时的疏忽。宋初王尧臣的《崇文总目》虽加著录，但却不恰当地将其置于杂史类末。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竟然将其置于正史部分的通史类。直到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才恰如其分地将其列入史评类。可见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对《史通》的性质归属处于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这除了说明当时目录分类尚不如后世细致周密外，同时还说明一些学者对其性质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人们对它总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史通》作为一种新的史体出现，自然也有一个被认识的过程。 (三)《史通》自身尚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故不被世人所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