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通的失误及其局限性.doc

论史通的失误及其局限性 杨绪敏 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史通》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它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从它问世之日起，历代学者对它的评论，均是贬抑多而褒扬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史通》设有《疑古》、《惑经》等篇，对儒家经典及其所载上古时期的史事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责问，这在盲目崇拜圣贤的社会环境里，自然不会被当时的学者所容忍，所以刘知几被异口同声地指斥为“诽议上圣”的“名教罪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3《史通》条)，《史通》的一些学说被称作是“非圣无法”的“邪说淫辞”(黄叔琳《史通训诂补书后》)。直到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说：“《疑古》、《惑经》诸篇，世所共垢，不待言矣。”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史通》自身确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清代学者便指出其“间有过执己见以裁量往古，泥定体例而少变通”(黄叔琳《史通训诂补序》)；“偏颇太甚，支蔓弗剪者，亦往往有之”(纪昀《史通削繁序》)；“外篇文或与内篇重出，又或牴牾”(《四库全书总目·史通提要》等等。当然，这些问题虽瑕不掩瑜，但作为一部著名的史学理论专著，对它客观上存在的弊失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从而更准确地认识它的价值。 一、前后自相矛盾，不能自回其说 在《史通》中前后自相矛盾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对《史记》“表”这种体例的评论，前后判若两人。在《表历篇》中，刘知几认为：《史记》“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在此，刘知几把“表，看作是《史记》中多余的赘物。而在《杂说篇》中，刘知几又称赞《史记》创立表体“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显而易见，前后两说是自相矛盾的。对于前一种说法，后人多持批评态度。南宋史学家郑樵对《史通》多持赞同态度，唯不赞同《史通》对“表”体的批评。他认为以“《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修史“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通志·总序》)对“表’体给予高度评价。清儒朱鹤龄也认为“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既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殁、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于表乎载之。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有未悉备也，亦于表乎载之。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顾炎武《日知录》卷26“作史不立表志”条引)朱氏之说阐述了“表’体的功用，足见史书的“表”体是不可废弃的。 再如，在评论《史记》、《汉书》编纂方法时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在《二体篇》中，刘知几认为“《史记》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柯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编次篇》也认为“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如斯舛谬，不可胜纪”。在此，刘知几认为《史记》等书在作合传时应按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先后而归类，不应当把不同时代的人合人同一传中。这个观点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司马迁作《史记》合传时，是以事类分类而不是以时代分类，如屈原与贾谊虽非同时代人，但两人行事及遭遇有相似处，合于同一传中，有何不可?而在《品藻篇》中，刘知几又肯定了《史记》、《汉书》打破时间界限“品汇相从”的编纂方 法。他说：“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然其中或以年世迫近，或以人物寡鲜，求其具体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韩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绍，无闻二录。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袁、董并曰英雄，生当汉末。用此为断，粗得其伦。”显然，前后两说是自相矛盾的。 又如在关于《伯夷叔齐列传》排于《史记》列传之首的问题上，刘知几在《探赜篇》中认为：“寻迁之驰骋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而在《人物篇》中则大唱反调云：“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骛穷古今，上下数千载，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正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在评价《汉书·古今人表》时，刘知几一方面批评它“唯以品藻贤愚，激扬善恶为务尔。既非国家递袭，禄位相承，而亦复界重行，狭书细字，比于他表，殆非其类欤!”(《史通·杂说上》，以下凡引《史通》文只注篇名)另一方面又赞扬它“仰包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