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上).ppt

今文学派之名义：今文学派指的是两汉学者以儒家经典之研究而成立的一个学术传统。它在学术研究上的基本特性有三：首先，这是汉代的儒学学统，是对儒家经书作研究而成立的学术传统。但严格地说来，它研究的典籍虽是儒经，而表达的观念却是汉代的思潮，是一个融合了先秦各家学说，而以儒家面貌表现的汉代儒学；其次，因秦火之後典籍荡然，今文学派所依据的儒学经典，是经儒生口授相传而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写作之书。这就预留了当以先秦古文字写作之儒经被发觉後，将出现新旧不同观点之争辩空间；第三，它在解经时的理论性格极富创造性，且充满了宗教神学的意味，这是基於两汉之际的学术风气而有的表现。例如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及孟喜、京房等的易学，就是最能体现两汉自然科技知识、及宗教神学迷信发达的理论性格。 今文学派的特色：首先，他们十分尊崇孔子，把孔子抬到相当高的地位，认为他是受命的素王，而六经皆孔子所作，是孔子发挥自己托古改制思想的作品，亦因此认为刘歆所提的古文经书是其伪作；其次，由於今文家把六经当作一次创作的教材，故而将六经由浅到深依次排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而不重视它们在历史上的客观产生次序；再者，今文学派师承传授皆历历可考，且在西汉皆立为学官，因此後学特重师法、家法，一方面谨守门风二方面愈形繁琐；第四，在对政治问题的观点上，今文经学家多体现现实，为大一统帝国及君王统治之需，提出符合汉王朝利益的政策观点等。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 　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逻辑发展的后果即是谶纬泛滥，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 　两者区别：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 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古文经学的兴起最早起自《春秋谷梁传》，西汉后期曾被立为博士。在王莽当政时期，刘歆极力鼓吹古文经学，并使之立为新朝的博士。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然一直没有被立为博士，属于民间学说，但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超出并压倒了今文经学。 　　由于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 　　而古文经学一来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也较为简明；二来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三来其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君主专制的维护更有优势，所以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而今文经学只有何休取得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今文经。 古文经学兴起与发展 因武帝独尊儒术，所立五经博士全为今文经，故武帝后相当长段时间内今文经在学术领域和利禄之途区的绝对优势，古文经则只能在民间流传，历经昭、宣、元、平四帝一百三十多年，其间今文经内部虽多次经历纷争，但从现有相关资料看今、古文经之间却是相对地相安无事。 直到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奏请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皆列于学官。刚继位不久的哀帝命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 ，并由此引发今古文之间的一场大争论。但在这场争论中古文经学遭遇到了今文博士们的共同抵制“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对。” 其间，刘歆也对今文经博士们“抱残守缺”、“固陋就寡”、“不考实情，雷同相从”以及“党同门，妒道真”等问题予以激烈抨击，与此同时也遭到了今文经学高官们以势压制古文经，刘歆的争立古文经学博士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刘歆求立古文经失败数年后，王莽由居摄而建新称帝，为表明自己的行为符合古礼，是托古“改制”，同时为了争取更多中下层知识分子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