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CUHK.DOC

日常生活的政治 王绍光 人们都很熟悉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经典评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但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马克思的深邃见解往往被人忽略。不少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形态、法律制度、宗教观念、艺术主张上，忘掉了这些现象与人类物质生活的关系。本期刊载的三篇文章重返基础，探讨城市居住模式变化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值得推荐。 谈到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过去25年至少目睹了四个方面的巨大变化。第一，人均住宅面积大幅增加，从1978年的6.7平方米直线上升到2005年的26平方米，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这一数字在世界上代表了相当高的水平，大大超过香港（7.1平方米）和日本城市居民住房面积（15.8平方米）。 孙洪磊，“专家称我国人均住宅面积超过日本，居世界较高水平”，新华网天津2006年3月20日专电。第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单位体制的式微，住在单位宿舍的人越来越少，搬进商品房的人越来越多。第三，九十年代末，随着福利分房的取消和国有房产的廉价出售，上亿城镇家庭成为近三十亿平方米原有公房的所有者。 屈宏斌，“住房改革与财富转移”，《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23日。 这使得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从1995年的30%一跃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孙洪磊，“专家称我国人均住宅面积超过日本，居世界较高水平”，新华网天津2006年3月20日专电。 屈宏斌，“住房改革与财富转移”，《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23日。 美国数据见 HYPERLINK /statistics/homeown.htm /statistics/homeown.htm。据联合国“全球城市指标”项目的数据，世界上232个城市居民的平均住房自有率为61.6%，见 HYPERLINK /programmes/guo/documents/1998.zip /programmes/guo/documents/1998.zip。 居住模式对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不可小看。首先，居住面积的扩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洗手间与厨房，不必与他人共用，邻里关系随之改变：从比近亲还近变为老死不相往来。其次，同事加邻居的叠加关系与单纯邻居关系性质完全不一样。以前曾有研究发现，在英国，同一工厂的工人往往居住在同一街区，而美国工人往往散居在不同街区。这个差别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比较薄弱。 Ira 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1).中国以前那种单位宿舍大院不仅在塑造集体意识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而且因为所有人都相互知根知底，曾经是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职工宿舍的解体使集体主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也要求社会控制从邻里守望转化为依靠职业警察或保安。再次，房产对租户只是住所，但对业主则不仅是住所更是资产。当80%的城镇居民变为业主后，他们家庭的最大的资产往往就是住房。租户关心的仅是居住条件，业主则在居住条件以外，还关心所有影响房产价值的环境因素。最后，封闭式住宅小区所封闭的不仅是一片物质空间，也是一片由房价和物业管理费划出社会空间。相对于传统居民区，封闭小区的住户一般属于当地中上收入群体；其中的“豪宅”更是上层阶级的禁脔。中国人往往把封闭小区等同于“高尚社区” Ira 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1) 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以下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住”的政治有多么丰富、多么复杂、多么有意义。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封闭小区的居民身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这些精英也许是当今中国社会中声音最大的群体，但他们只是社会金字塔的顶尖，而不是社会的全部。这个缺陷正好说明，关于“住”的政治，还有多大的处女地有待开垦。经常听到有学者抱怨研究中国政治的禁区太多，似乎这是他们拿不出象样学术成果的唯一原因。如果他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像这三位年轻学者一样换一换视角，关于吃、穿、住、行的政治，不知道能写出多少论文和书籍。普通老百姓都清楚，吃、穿、住、行绝非无关紧要的小事；学者们也应该明白，研究日常生活的政治比空洞地高谈阔论“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