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docVIP

浅析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佛教是在东汉永平年间传入到中国来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佛教渐渐与儒学、道教相并列，成为中国古代三大教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这足以看出，佛教的传入，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有着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坛。 在汉代，儒家诗教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可以看出，佛教传入之前的文学基本上是为政治上的教化而服务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有关。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和三纲五常限制了 文学作家的创作题材，这一时期的文学展现的多半是规劝教化、经纶致世的文章。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渐渐出现。“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其实早在东汉时期，文学的自觉性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张衡的《归田赋》，赋中虽然尚未显示鲜明的个性，但分明已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加强了，个人价值得到了关注。文学自觉性变化的标志之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玄言诗盛行。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玄学。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玄学不仅是道家的一种思想体现，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佛学的成分。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所以玄言诗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 玄言诗是 HYPERLINK /view/23932.htm \t /_blank 东晋的诗歌流派，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庚亮、 HYPERLINK /view/109230.htm \t /_blank 桓温等，其特点是玄理入诗。玄言诗是由新的社会思潮改变了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礼仪规范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这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那个乱世之下士大夫痛苦内心的折射。敏感的作家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艰难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这就促发了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们多以生死诗和隐居诗为主。“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陶渊明《拟挽歌辞》）这些诗句表明了当时魏晋南北朝最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关于生死的想法，“有生必有死”其实这也是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这里面包含了佛教思想，即“生死说”。 佛教思想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形式。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当时的诗坛巨匠沈约在《答陆厥书》和《答甄公论》中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即诗歌韵律的八种禁忌：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四声八病说”与佛教梵文吟唱的转读有关。“永明新变之体，以四声入韵，傍纽旁纽之音理，启发于悉昙，反音和韵之方法，取资于《通韵》，此梵音有助于诗律者也。声文之理、乐与诗正相涉而不可分。”（《梵学集》）在这里可以看出，佛教、佛经对当时的文学起到了一定的间接影响。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从汉末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佛教中的思想多个方面影响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主要表现在引佛语入诗和佛教理念的深入。佛教用语如将具有佛教思想特性的概念、术语、典故用于诗中，常见的有禅、梵、慧、尘、法、净等。“药树永繁稠，禅枝讵凋摵。以兹说闻道。庶此优驰逐。”（萧统《讲席将毕赋三十韵诗依次用》）还有佛教中所谓的“静空”思想。佛教“空”“静”思想境界与齐梁诗的“净空”意境。佛教的“空”，不是数学上的一无所有，等于零，而是一个容纳时间空间的无形场所，是一种体现诸法联系的无质状态；而所谓静，则是指一种无欲无念物我一体的原始状态。空静的结合，反映在齐梁诗歌中，就是“静空”意境。这些都可以看出佛教的传入对魏晋时期的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无论是从文学的内容还是题材上。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远远不只这些。佛教是外来文化，但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尤其是与中国文学的结合竟然是无懈可击。这并非是巧合，而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