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闹”的困境突围.docVIP

. .. “校闹”的困境突围 　　不知从何时起，由学生人身伤亡事故引发的“校闹”事件接连出现，大有和“医闹”并行之势。当事方家属轻则围攻学校领导和教师，重则聚众游行静坐、堵门堵路，冲击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甚至伴有打砸行为。在这样的事件中，学校不管有理无理，需不需担责，往往都处于下风，常常要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正大研究院院长王东林指出，如今除了“医闹”，还有“校闹”，一旦发生学生自杀等事件，甚至有专门的“公司”，组织“全班人马、全部道具”到学校闹事，连“场面的布置”都有讲究。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说，每当这类案件发生，学校胜诉的可能性极小。 　　案例一：赴京出席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透露，该校一名19岁的大一学生在2015年元旦的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不幸遇难，师生十分悲痛。事后，遇难学生家长找学校“要说法”。校方解释，事发当日学生已放假离校，学校无需承担责任。但家长质问学校，为什么孩子去上海学校不干预？为什么学校在出事那天不安排课程？如果安排了课程，孩子自然就不会去上海玩了。此事以华中师大向遇难学生家庭支付一笔人道主义抚慰金而告终。马敏当了6年华中师大校长和3年党委书记。当校长那几年，作为法人代表，他时常接到出庭通知，只要是涉及学生的官司，几乎“每打必输”。 　　案例二：一向遵纪守法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海岩当了5年的北京理工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这5年中，他每年都要收到若干法院传票。迄今为止，这位著名的力学专家在法庭的角力中还没有一场胜诉的记录。在最近宣判的一件案子中，胡校长又输了。该校一名学生因多科考试不及格，被校方依据学籍管理规定退学。没过多久，胡校长就因此成了被告。该学生的家属提起诉讼，称退学的学生后来得了抑郁症，校方要对此负责。法院审理判定，虽然北京理工大学的做法是合理的，与学生患病没有什么关系，但鉴于对方是弱势群体，判决学校赔付精神补偿费28万元。 　　案例三：湖南省某农村学校的校长讲述了一件往事，他所在学校曾有一名走读生，晚自习放学离校后，因交通事故死亡。事故发生后，乡政府及时派人赶到现场，查清事故原因，厘清各方责任，安抚家属……可事情并没有就此平息。遇难学生的家长在事发点搭起了灵堂，说：“我的儿子死在从学校到家里的路上。第一，我要找肇事司机偿命；第二，我要政府给我一个说法；第三，我要找学校偿命。不达到我的要求，我们不撤灵堂。”学校表示，该学生离世，大家都很悲痛，但这次意外死亡事件的发生，是他离校回家后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发生的，完全是他个人行为的结果。学校会协助家长向保险公司申请意外死亡赔偿。但家长表示：学校不按时拿出一些钱来赔偿，下午就要“扛尸”到学校。放学后，该家长又召集了40多名村民，聚集在校门外索要“赔偿金”。此事僵持了大半个月，直到保险赔偿金拨付下来才了结。至此，校长和该生班主任已经焦头烂额。 　　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能依法依规得到妥善处理的学生伤亡事故，在我国却演变成备受社会和媒体关注的“校闹”事件？每一起“校闹”事件背后，其实都有其复杂的原因。 　　政策缺陷：某大学因脑死亡已成植物人的一名学生，住院已近两年，花费了100多万元。依据现有的社保政策，大学生医疗保险及大病困难补助只能报销不到10万元。这成为一些“校闹”事件的诱因。我国的大学生社保政策从制度设计到保障水平都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意外突发疾病没有纳入18种特殊疾病之中，统筹的范围和报销比例只能按照普通病例对待，财政部门对大学生大病合作医疗未出台补助政策等。此外，针对学生意外死亡的保险理赔过低也加大了“校闹”事件的处理难度。 　　管理缺位：在处理学生伤亡事故时，由于法律、政策未对各部门的职责作出明确界定，导致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愿或不敢管，难以形成工作合力。有的地方担心酿成群体性事件影响政绩，甚至要求学校“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以维稳为由要学校作无原则的让步。殊不知这样是非不分、牺牲原则“和稀泥”的做法，只会“按住葫芦浮起瓢”，让社会看到了“校闹”的好处，只会给学生意外事故的处理留下隐患。 　　社会心理：“校闹”问题之所以难解决，原因有三点：一是社会舆论认为学生家长值得同情；二是很多人认为，学校是公家的，花点钱赔偿给家长也算是廉价的“公益”，所以无论是学校、社会，还是相关部门，都会倾向于让学校承担一定的责任，适当补偿学生和家庭的损失；三是社会上依然存在“进了学校，学校就得负责到底”的观念，人们都觉得学生是受教育者，学校是他们的全方位监护人。正是以上社会心理，导致某些家长是非不分，坚持认为把孩子交给了学校，学校就要承担所有责任。一旦出事，无论大小，必然来闹。 　　陈旧思维：学校在处理“校闹”问题上，“以情代法”的思维已成流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