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媒体时代媒体的新闻伦理问题[权威资料].doc

浅析新媒体时代媒体的新闻伦理问题 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摘 要】本文对近几年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发展带来的新语境下，新闻媒体出现的新闻伦理失范现象进行分析，总结了当前媒体在新闻伦理方面面临的新问题。 　　【关键词】新媒体 新闻价值 新闻伦理 　　如今“新媒体”的发展已然成为了新闻业界关注的热点。早在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率先向外界提出了这一说法，大体上，那些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都可称为新媒体。① 　　新媒体的发展不仅为新闻界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更为新闻的来源、传播、新闻的报道方式等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紧随其后的是新闻伦理、新闻道德的种种问题。科学技术使得获取信息变得易如反掌，譬如用智能手机可随时翻阅报纸杂志甚至收看新闻，而新闻伦理的规范却不是单靠科学技术可以实现的，它只能靠传媒人不断根据社会发展完善道德规范。 　　有人总结新媒介技术的伦理威胁为：网络技术加剧道德冷漠、人际疏离；滥用网络技术导致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与精神危机。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结合时代环境以及业界的讨论，本文认为新媒体时代新闻伦理存在的问题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闻的真实性问题 　　新媒体的发展带来的最具革命性的变革就是新闻自由的重大突破。 　　以往的新闻自由与其说是“新闻自由”不如说是“新闻业界的自由”，是新闻业界专享的自由。然而，这种“专享”的状态最终在信息高速发展的影响下被打破，普通受众也开始享有对于新闻生产和传播的自由——遍布全球的传播网络，使网络用户拥有了自主生产、发布内容的权利，活跃的网民采集自认为有新闻价值的资讯制作成为图文结合、音频、视频等形式不一的信息发布至自媒体，打破了媒体从业者对于报道权、传播权的垄断。 　　新闻自由的普及总体上说固然是件好事，但是许多的媒体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风暴却似乎并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信息发布权的普及，给新闻从业者提供了新的线索来源的同时也加大了假消息的泛滥。信息管理、取证的难度使得微博上虚假消息、未核实的消息甚至一些精心策划的骗局经过网民转发而广泛传播，倘若媒体不经核实便直接予以报道，真相大白后，这些媒体便可能成为闹剧的参演者。 　　2011年4月，安徽利辛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周文彬选择 “自首式举报”，在微博上直播自己向纪委自首的过程。此行为迅速引来网友围观，国内多家媒体也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有的媒体甚至还披露了据称是周文彬长达千字的举报信内容，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议沦。 　　“微博自首”事件在新闻伦理问题上的核心是“事实”的问题。无论媒体公布的具体举报内容是否确为举报人提供，在自媒体上将尚未经过调查的内容进行转发，继而在权威媒体上报道公布是不可取的。尽管举报人的举报行为是事实，但其举报的内容，仍需纪检部门或公安、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方可最终认定内容的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虚假新闻，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都违反了新闻职业道德，也有悖新闻伦理。 　　二、新闻价值认识的偏差 　　编辑取舍稿件的依据是事件的新闻价值。部分通过新媒体传播的信息从某些方面来讲确实具有新闻价值，传统媒体在无需支付过多成本的情况下对可核实的新闻事实加以合理采用，以弥补自身采访的不足，这种做法未尝不可。然而事实似乎与这一单纯的初衷渐行渐远：一种有悖于新闻伦理的现象紧随“新媒体”热浮出水面——各类新兴媒体将网络事件炒作放大继而发展成为网络热点，不久后这一热点便见诸各大报纸、电视等媒体。更有部分媒体将“眼球效应”作为信息取舍的标准，利用模棱两可的标题、利用一切可能吸引受众的关键词来获得关注，至于所报道的内容具不具有新闻价值早已不是宗旨。不知不觉中，媒体似乎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新闻价值判断，转而成为网络媒体的“应声虫”。 　　2012年，红十字会调查报告姗姗来迟。这份报告极力撇清 “中国红十字会”与一位叫“郭美美”的年轻女子的关系。然而无论这份报告最终结论如何，于国人尤其是社会慈善人士来说，“郭美美”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在微博上发布种种炫富信息，且拥有“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头衔，自然难逃新闻人敏锐的嗅觉——倘若事情、身份有假，新浪微博加V认证的权威性必然成为新闻点。倘若身份是真，则必然引发中国慈善界的轩然大波。种种厉害关系，使得当事人“郭美美”理所当然地成为各路媒体抢先报道的重要新闻人物。 　　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郭美美”背后的猫腻，于事件的本质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