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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境界  冯友兰（1895-1990），哲学家、哲学史家。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州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教授。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7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30年代初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家的价值。40年代写《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程朱理学结合新实在论，构建其“新理学”体系。建国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论著编为《三松堂全集》。 冯友兰 之人生境界说 第一，自然境界。 自然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的。这里的才是指人的自然属性，以区别于人的本质属性——即人性。才是人之辅性即次要性质，性是人之正性即主要性质，顺才即按照人的生理心理的自然要求而行事。顺习即不自觉地因袭传统、照章办事。自然境界的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所以，冯友兰说，古诗中“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识天工，安知帝力”几句最能代表自然境界中的人的心理状态。 （接上页）自然境界中的人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以近乎本能的状态行动着，他们“少知寡欲，不著不察”，生活纯朴自然，常常得到道家的赞美。其实，自然境界的人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都十分低下，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冯友兰指出，道家知道纯朴自然之可贵，以自然为美，这已经不是什么自然境界了。自然境界的觉解程度最低，几乎到了没有觉解的程度。而道家论自然已是有了很高的觉解，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自然境界的人是自然的必然性的奴隶，而道家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必然性而去顺应它。不得已而顺才顺习与自觉的顺才顺习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前者是被动之顺，后者是主动之顺。冯友兰认为：照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说，自然境界不是人所应该有的。在他看来，要追求理想的人格，就不能停留在混沌自然之乡，而要自觉认识自然，了解宇宙人生之真谛，冲破自然境界之樊篱，达到一个较高的精神境界。 第二，功利境界。 自然境界的人是无所求的，随着人的觉解程度的提高，人就要从无求走上有求。人之求也是有不同层次的。冯友兰认为，人生追求的最低层次是从“我”开始的，严格地说，是从追求我之名、我之利开始的。追求我之名利的精神境界，冯友兰称之为“功利境界”。 顾名思义，功利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所谓“为利”是为他自己的利。这里的“利”，包括我们常说的“名”和“利”两个方面。在冯友兰看来，“利”即对我之需求的满足，精神性的满足往往求助于名，物质性的满足往往求助于物质利益即狭义的利。“求名于朝，求利于市”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求自己的乐(乐即一种满足感)。这样，功利境界与一般的功利主义便有一定的差别。功利境界的本质是为己。 第三，道德境界。 既然功利境界是很不完善的人格，至少也是不很完善的人格，所以，它必然被较完善的人格所否定，这个较完善的人格，冯友兰称之为道德境界。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为，是为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在此境界中的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如果说，功利境界的人的行为以“取”为目的的话，那么，道德境界的人的行为则是以“予”为目的的；如果说，功利境界的人，多以为社会与个人是对立的话，那么，道德境界的人，则多以为社会与个人是统一的。这些差别都源于这两种境界的人觉解的程度不同、其人生目的之不同。道德境界的人比功利境界的人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已有了解和觉悟。 （接上页）在冯氏以上的境界说中，处于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人即是现实生活中的一般大众，这两个境界是人不求而自达的；而生活在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中的人分别就是贤人和圣人。圣贤是人所应当努力成为的人，而这两种境界也正是作为人应该不懈追求而努力达到的境界。因此，对于人生的努力来说，只有后两种境界才有意义和价值。冯氏认为，人的努力与追求无需外在的行动，只需不断加深自我“觉解”的程度，直至达到最高程度的“党解”，实现“成圣”的终极目的。而帮助人提高“觉解”的程度，正是冯氏建构哲学形上学的最高目的和意义。由此看来，冯氏的“新理学”虽从最不着实际、抛开任何现实具体内容的形式的、逻辑的观念开始，但最终的目的却仍然落在“使人成为圣人”这一非常具体、实际的结论上，这便是“新理学”的旨趣之所在。??? （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