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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情趣与文人园林 2009-4-12 00:00 |来自: HYPERLINK /from/%B7%F0%D4%B5%D7%CA%D1%B6/ \o 佛缘资讯网站 \t _blank 佛缘资讯 禅的情趣与文人园林 探讨禅与文人园林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从以下两点考虑： 一、禅宗被称为士大夫的宗教。禅理，或者禅学属于士大夫雅文化的范围，与士大夫关系密切，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乃至审美趣味，并表现在文人园林的美感特征中； 二、文人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中国园林美学的主导倾向。考察禅文化对园林的影响，不能不涉及到文人园林。’ 精神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是很难确切地把握的，对禅这样一种扑朔迷离、超然于言相之上的精神文化，谈它与文人园林的关系难度是很大的。不过，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正如张中行先生在《禅外说禅》中谈到的：虽“苦于模棱”，“但这情况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考虑，是禅宗势力这样大，它这另一条路的人生之道，会影响某些人又是必然的。这某些人，前面说过，主要是有知识的士大夫，与禅林、禅师、禅理有交往的。有交往，大多会或有意或无意，取他们认为有用的，搀和在自己的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里，并表现为行为和爱好，这就是禅的影响。” 如此，则我们可在一种“模糊”中求清晰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考察，即：既不过于雕琢，又要透过“模糊”的现象，追寻出潜在的精神联系，即使这种联系可能不那么单纯，而是与别的因素交混在一起的。首先看禅对文人生活的渗透；然后再进入文人园林的分析。 一、禅与士大夫的生活情趣 在中国园林史上，王维的“辋川别业”起着关键作用。园林在唐代成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唐王朝以诗赋取士，打破了以前门阀统治的局面，使下层知识分子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人的热情被点燃起来了，社会上就有上扬的气氛。随着新的制度的推行，人们去应考，去上任，去壮游，（现在称旅游）有离别之情、升迁之喜，诗的材料扩大了，其中山水诗、山水画当然更发达了。园林其实是一座综合的艺术体，依靠社会整体的审美水准和审美经验。提起王维的名字，大家都知道是诗人，因为当时社会最重视写诗的才能。其实，王维是有公职的音乐家、唐代写意山水画的奠基人、着名造园艺术家。王维还是对禅宗的发展有独特贡献的人。王维正好与神会是同时代的人。他应神会之邀写的《六祖能禅师碑铭》是禅宗史上的重要文献。神会是禅宗史上极重要的人物。他能顺应安史之乱的大变动，发展了禅的势力。那时，朝廷全力用兵，缺粮少饷，神会却挺身而出参预筹措，贡献巨大，深得当时主持军务的郭子仪赏识。此时的神会才真正得到成功。因为正是在734年的河南滑县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以神会为代表的南宗公开与北宗禅师辩论，中心是南宗是正位还是北宗是正位。神会提出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那时他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以他在会上说：“令一切众生，珍惜生命！”在这场辩论的影响下，王维也倾向于南宗了。王维在与神会直接交往中领悟了禅的顿悟大义，并写出这篇碑文，碑文称赞慧能学说高妙，而且有益于社会：“永惟浮图之法，实助皇王之化。”而且明确提“一花六叶”，一花指禅，六叶指达摩以来的六祖，这就将慧能定为六祖了。宗门内部之争，由文人出来表态，影响非常大。“安史之乱”时，北宗和尚因原本在大庙中受供养，敌寇来时就纷纷附逆，只有南宗能自立，在战乱中显得有骨气。所以，神会的自身表现就更为这场南北之争做了结论。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历史出现了转折。以前上扬的、理想的气氛破灭了，社会矛盾又尖锐起来。知识分子中挫折感和绝望情绪盛行。连王维本人也在安史之乱中受了挫折，虽未获罪，内心矛盾相当激烈。这时候，社会需要一种心灵上的安慰剂，需要使自己的“自性”，有一个发挥的方向和范围，禅正好符合了这种精神的需要，主要是文人的这方面的需要。 唐宋以来，禅宗普遍渗透到士大夫中间，影响到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天宝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王维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他“笃志奉佛”（《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曾在大荐福寺道光禅师那里，“十年座下，俯从受教”（《王右丞集》卷二十五(道光禅师塔铭》）。在受慧能的弟子神会所托而作的《能禅师碑并序》中，王维表达了他对慧能禅法的深刻理解，所谓“即凡成圣，举足下足，长在道场”，又所谓“至人达观，与物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王右丞集》卷二十五）。受禅影响，王维形成了一种自在适意的人生哲学。在《与魏居士书》（《王右丞集》卷十八）中，他把这种人生哲学表露无遗。 他劝魏居士不再固守“山栖谷隐，高居深视”的山中隐士生活，出任适当的朝廷官职：“……若有称职，上有致君之盛，下有厚俗之化，亦何顾影躅步，行歌采薇？”他提出这样做的根据是：“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人只要心性根本把握住了，身在山林还是在朝阙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