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家风文化兴盛.docxVIP

《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家风文化?第三章第三节》（本书编写组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12，092-105页）丁士虎录 第三节明清时期家风文化的鼎盛 明清两朝共五百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期。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家风文化,却在明清时期空前繁荣直至鼎盛,并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此时期的家风文化既继承了前代家教内容、家教形式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先进的思想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中国家风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明清时期家风文化的繁盛与特定的历史时代是分不开的。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明清的统治者们大力提倡理学,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专制统治。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就将崇尚儒学定为一项国策,并多次下诏推行儒学,让尊孔读经的知识分子入仕。统治者还将科举取士作为钳制世人的思想、加强文化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明清开科取士,文章的格式采用八股文,以四书五经的文章命题以程朱的解释为主要依据,从而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程朱理学的范围内。明清的统治者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提倡理学,不仅是因为理学极力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而且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和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极力倡导,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因而深受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的赏识。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第专制统治,相应地要求作为‘国’之缩影的‘家’的统治者一封建家长也要加强对子弟家人的管束和教化。 受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明清时期整个文化教明育领域都强化了伦理道德教育,受其浸染,家庭教育内容中也充斥着伦理道德的说教。但是,明清时期家教文化的内容、形式并不单一,受整期个时代的影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实学思潮影响和启蒙思想对家教中文化有所渗透;统治者对家教极其重视,清代是我国古代唯一从最高统家治者到官僚、士大夫纷纷倡导家庭教育的朝代;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繁荣,都市增扩,市民势力增长,通俗文化产生,商人家风家教兴起;明末清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此时期涌现出史可法、夏完淳、朱之瑜等人的爱国家教事迹;明清时期不但注重对继承家族的男子的教育,而且注重对女子德行的规范,并出现了大量的女训、母训作品。 (一)帝王家风 垂范后世 中国古代的国家,就是帝王的国家,这种以国为家、家国不分的“家国一体”观认为,君主的德行和修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在身体力行、勤勉从政的同时，还在《康诰》《诫伯禽》中谆谆教诲侄子成王、儿子伯禽必须养成勤政爱民、谦恭自律、礼待贤才的作风。隋唐时,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将帝王家训系统化、理论化,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12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再三告诫李治要遵行,告诉其“修身治国,备在其中”。随着封建制度的渐趋成熟,为了让本朝江山永固,不少有远见的帝王十分注重家训的教化、家规的建设和家风的传承。明清时期帝王教育子女的重要方法是撰写家训,其家训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方式上都较前代更加丰富、完备。其中清圣祖康熙帝的《庭训格言》周详地表达了他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人生经验和对国家、社会、自然的人生感悟,把帝王家训推向了巅峰。此外,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录》、明成祖朱棣的《圣学心法序》、雍正的《圣谕广训》亦对帝王治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明清帝王家风,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修身养德。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非常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强调修身为本,修身为治国之基础,治国为修身之最终目的。更何况,作为君临天下的帝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使得修身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康熙训诫诸皇子:“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人之为圣贤者,非生而然也。盖有积累之功焉。”由此重点指出,有志为善、积德累功、向圣人境界逼进的目标,是修身养德的基础。而修身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读书,因此康熙告诫子女:“志学乃作圣之第一义。”对于读书的内容,康熙尤其注重读经史,《庭训格言》训曰“古圣人所道之言即经,所行之事即史。开卷即有益于身。尔等平日诵读及教子弟,惟以经、史为要。”此外,康熙教导子孙修身要做到慎独及主敬:慎独即独处时周围无人也能谨慎自重,不违礼法,“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于素日”,康熙要求皇子们在平素谨言慎行,不恣意放纵;主敬即无论是思维抑或是做事,都要以“敬”存心,这样方可为正人,方可成就自身的美德,“君子修德之功,莫大于主敬。内主于敬,则非僻之心无自而动;外主于敬,则惰慢之气无自而生”强调的就是君子内外都做到不忘敬,那么邪僻、懒惰、傲慢的习气就不会沾染了。明太祖朱元璋也非常注重皇室子孙的品德教育,他一即位,就选派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官员负责太子及诸王的品德教育。“朕诸子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