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前辈讲沈钧儒先生的往事.DOCVIP

听前辈讲沈钧儒先生的往事 腾家骝 　　我1984年当选为民盟卢湾区委委员时，王宗道老师已是区委委员了。他比我年长15岁，虽然已届退休年龄，但仍精神矍铄、红光满面。加上他性格开朗，谈吐幽默风趣，开会时畅所欲言、简洁明朗，要点突出，颇受我们几位中青年委员的崇敬，称他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交。经常愿意聆听他的各种见解。可惜好景不长，随着他的退休、换届，我们接触的机会少多了。但每年逢时过节，我都会到他府上问候。从浦西的中山南二路到浦东的耀华路，再到上南新村到现在的昌里花园，我们一直没有中断过联系。在长达30多年的交往中，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入盟介绍人就是被周总理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前民盟中央主席的沈钧儒老先生。这还是最近一次在民盟浦东区委为盟员祝寿，王卫平副主委谈起在座的还有两位90岁高龄盟员时，我们追问同桌的王宗道老盟员入盟经过时才知悉的。 　　 王老的追忆讲述，把我们带回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初期：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社会矛盾的加深，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先后几次参加了反内战、争和平、争民主自由和抗议美军强奸北京女大学生暴行的示威游行。王老当时一腔热血、两肩道义、爱国爱民之心，积极参与进步活动。不料在1947年3月1日，中山大学以“煽动”罢课、罢考参加示威游行为由，将王沛、王宗道、左光宇、黄云深等十人开除。“大公报”、“每日论坛报”也同时在头版头条刊出。原来民主空气相当活跃的中山大学校园，顿时为白色恐怖笼罩——校警全体上岗，横持长枪，如临大敌；广州宪兵队、警备司令部陆续开出卡车，满载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校内巡逻；国民党籍的特务学生更是骑了摩托车在校内横冲直撞，扬言要抓人。虽然中山大学不少社团和浙江学会会长刘嵘贴大字报、写请愿书抗议，都无法挽回十位学生被开除的既成事实。为了被开除学生的生命安全，大家募捐，资助离校路费。王宗道和黄云深两人在离开中山大学的前一天深夜，去向法学院院长梅龚彬先生告别。梅先生询问两人的今后去向，并说如果还想继续读书，可到厦门找王亚南，说不定可以在厦门大学借读，遂当即写了介绍信。两人知道，王亚南先生曾是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两人还听过他的课。他跟梅先生又是湖北同乡，又曾在“福建人民政府”共事过，借读的可能性很大，便怀着美好的愿望出发了。先乘火车到香港，九龙劳工协会的中共党员张志昂、肖慎敏热情接待，安排了住宿，并向两人表示慰问与鼓励，希望两人留在九龙，还准备召开记者招待会欢迎，并声讨国民党当局迫害学生。两人商议后觉得留在九龙，召开记者招待会等起不了什么作用，说不定还会成为人家累赘增添麻烦，便婉言谢绝，第三天就乘船前往厦门了。到了厦门大学呈上介绍信，王亚南先生却说：“不巧得很，刚刚接到教育部通知，凡是因参加学运被开除的学生，国立大学一概不得收留，实在爱莫能助！”但他建议，可以去上海，上海私校多，借读也许方便些，还介绍两人，到上海复旦大学找法学院院长张志让和经济学家施复亮先生。但到了上海，张志让院长的答复跟王亚南先生的话如出一辙。而施复亮先生也已被国民党政府明令不许再担任教授，自身难保。但张、施两位先生还是热情地建议去找沈钧儒先生。沈老曾是上海法学院教务长、校董。而且上海法学院是私校，不受教育部通令之限，应该不会有问题。按照张、施两位先生提供的地址，两人贸然径直找到了静安寺愚园路愚谷村沈老的家。面对两位素未谋面，来自广州被中山大学开除的青年学生，75岁高龄的慈祥老者热情接待，详细询问了两人的情况和想法，一口应承可以推荐到上海法学院继续求学。 　　 当两人去了上海法学院后，始知私立学院不仅学费昂贵，还要住宿费、伙食费等，根本无力负担时，便再次前去沈老家求教。沈老建议可以半工半读，并写介绍信让两人去黄炎培开设的失业知识分子介绍所登记寻找工作。可登记了十几天，工作还无着落，只得又去沈老家。沈老仍是不厌其烦、热情依然，和两人亲切聊谈，谆谆开导他俩要不怕困难，继续关心时事，热爱国家。当谈到中国民主同盟的性质和构成时，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通知下，民盟成员和中共党员一起始终站在斗争前列，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把民盟当作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黄云深、王宗道两人表示要坚定继续走进步革命道路的决心，希望也能参加这个有众多敬仰的前辈所在的民盟组织时，沈老欣慰表示欢迎，当即取出两张64K的铅印入盟申请表让两人填写，并在介绍人一栏中写上了沈钧儒的名字。沈老让两人去思南路107号（今73号）“周公馆”找正在代管的民盟组织。另一位介绍人便是接待他俩的民盟干部何思贤。告别时，他还分别给两人一本民盟中央的刊物（名称已记不清了）还特意嘱咐出去以后买一份中央日报卷上，以免发生意外。 　　 同年十月，国民党政府果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迫令解散，退出由民盟代管的原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沈老和民盟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