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理论-中国考古.PDF

考古学理论：回顾与期望 陈　淳 ２６年前，张光直先生在为 １９９１年出版的 《时间与传统》所写的序中曾经写道：“考古 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最近两年来出版的 《中国考古学年鉴》固然是对当代中 国考古学研究活动很可靠的反映，而在这里面根本没有 ‘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 ‘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加］布鲁斯 ·炊 格尔：《时间与传统》，蒋祖棣、刘英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１年版）。 现在可以告慰张先生的是，这个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考古学年鉴》将考古学 理论列入其编辑范畴，表明我国考古学界已经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理论对考古 探索的指导作用。目前，随着材料的大量积累、科技手段的普遍应用、学科交叉的展开、 各种探索问题的深入和细化，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呈现出一派蓬勃兴旺的局面。但是，就像 发掘出土的原始材料一样，用各种科技手段提炼的信息也是凌乱和不成体系的，需要通过 整合和阐释才能将这些信息变为系统的历史知识。而这种整合和阐释过程也离不开考古学 理论。目前，我国考古学研究显示出一种技术和方法快于理论的趋势。看上去，目前许多 考古研究比过去那种描述和直觉表述 “科学”多了，技术多样，数据分析翔实，提炼信 息明确，但是或因问题意识不清，或因缺乏与其他背景材料和信息的充分整合，孤立的测 试数据和分析结果仍然是碎片化的认识，许多重要的因果关系仍然扑朔迷离，历史真相仍 然迷雾重重。因此，我国学界在加强科技手段的同时，还是应当学会用理论思考和问题导 向来进行研究设计，对各种信息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进而提出综合性的历史阐释。 本文意在回顾理论对于考古研究的意义和国际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并对我国考古学理 论提出一些希望。 张光直先生对中国考古学漠视理论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史学本身 就缺乏对历史学理论的系统讨论，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中国人只相信赤裸裸和明确的 事实。加上受兰克学派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影响，考古学也就特别注重材料 的获取和考证，而不相信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他进而强调，与 “资料”“技术”和 “方法”不同，“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规律的总结，并指导具体的 研究工作 （［加］布鲁斯 ·炊格尔：《时间与传统》，蒋祖棣、刘英译，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另一个原因，应该与我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有关，即将考古学看作 是历史学的分支，好比车的两轮和鸟的两翼。以史学为依从和为史学服务的考古研究，其 问题和答案都与历史有关，不需要理论的解释。这种倾向在古典考古学比较发达的欧洲国 ４ 家或以色列的圣经考古中也很明显。 然而，考古对象的物质性使得这门学科更像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而与以文献为基础的 历史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俄国考古学家利奥 ·克莱因 （ＬＳＫｌｅｊｎ）指出，考古材料是物 质遗存、器物和各种东西，并非是由语言锁定的概念。历史学家处理的是思想和语言领域 的材料。文献资料处于历史学家相通的语言领域，但考古材料则不是，它们处在另一个领 域。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考古材料 （特别是它们的信息）转换到思想和语言的领域 中来。考古学家所能理解的器物语言只是一种隐喻的表述。这种理解要将器物的语言转变 为真实、普通和自然的语言，即一种词汇与概念、思想与关联的语言。这种转换的特别难 处在于，不像民族志的器物，它们可以由当代土著提供解释，考古制品已是古物，它们的 使用者早已不在，了解的线索早已切断 （ＬＳＫｌｅｊｎ，“Ｔｏ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ａＣｅｎｔａｕｒ：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Ｓｏｖｉｅ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６７，１９９３）。 要解读物质遗存，并将其转换成历史的语言，这就涉及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或认识论 的问题。认识论是指我们如何了解事物的真相，关注对人类知识性质及可信度的了解。认 识论考察知识如何获取、知识中肯定性与或然性的不同程度，以及知识 （具有某种程度 的肯定性）和信念 （缺乏肯定性）之间的区别。过去两千年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认识论 取向，一是经验主义，强调感知的作用；另一种是理性主义，强调推理在认知中的重要作 用 （ＢＧＴｒｉｇｇｅｒ，“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Ｄａｒｗｉｎｉａ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