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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茶贸易制度变迁论文 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边茶”贸易制度变迁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藏族论文的写作者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边茶”的概念 “边茶”是内地销往藏区的专供茶，其叫法很多，有“西番荼”“乌茶”“马茶”等多种叫法，但在民间最普遍的叫法为“藏茶”。它早期始于唐代，到了元代，松潘、黎州、雅安地区藏族所需的茶叶已单独形成一个种，叫“西番茶”，以区别于腹地所饮的各种川茶。明代，腹茶与边茶不仅销售范围、对象有区别，而且在采摘季节、制法和包装均不相同。腹茶又称“细茶”“芽茶”，它来自清明前后的嫩芽绿叶，经过烘焙、搓揉等工序制成，味香但不经泡。边茶又称“剪刀茶”“刀子茶”，在秋季采摘。茶农用小刀连枝带叶采摘下来，制成粗茶，茶色味俱浓，经煮耐泡，适合藏区市场需要。由于边茶需要长途运输，加上民族地区“番人不辨权衡”，在计量上容易发生争执。所以在制茶时将茶叶蒸压成块，既有利于统一重量，又便于运输。清代以来各路边茶的制作形状、包装、品种都基本有各自的定式，并承袭下来，有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特别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朝廷规定雅安、天全、荣经等地所产的边茶专销西康和西藏地区，称为“南路边茶”。灌县、重庆、大邑等地所产的边茶专销川西北松藩、理县等地，称为“西路边茶”。南路边茶主要产于四川邛崃、名山、雅安、荣经、天全等县，其品种主要有七种“(1)芽茶：产于雅安，每包十六斤，值二十元左右，品质最佳，销到拉萨，主要销给贵族、大喇嘛。(2)砖茶：产于雅安、荥经，每包十六斤，每斤作砖形，值十元左右。品质较次，销到康藏各地。(3)金尖：产于各县，每包四甑，共重十八斤。品质较次，价格亦较低，销到康藏各地。(4)金玉：产于各县，每包十八斤，值二元左右，粗细掺合，销到关外各县。(5)小路茶：产于天全，用粗叶制成，价值均次于金玉，多为牛厂牧民多饮用。(6)红茶：产于荥经，用粗叶制成，价值较小路为高，销给牛厂。(7)散茶：各县均产，价格无一定标准，销给各地”。西路边茶产于灌县、什邡、北川、大邑、绵竹、安县等地，以灌县为制作中心。包装与南路边茶迥然不同，呈方扁形，形同桌子，故称“桌茶”，大包一百二十斤，小包六十斤。云南的边茶产于普洱、佛海、景谷、缅宁一带，其品种主要有紧茶、圆茶、方茶和散茶等，除销给本省藏区和西藏外，在甘孜州康南也有一定市场。 “边茶”贸易制度的变迁 作为今天我们所说的“茶马古道”重要载体的茶，其实主要是指从内地销往藏区的“边茶”。茶马贸易史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政策和措施也各有所异，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与各朝当时的政治、经济态势，以及对民族地区的施政方略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茶马贸易阶段，或是边茶贸易阶段，均反映和表现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历史上内地与西藏贸易全过程，茶始终发挥着中心的作用。 “茶马古道”其实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马道”或“古道”。这种贸易往来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唐朝已有文献可考。到了宋朝，内地茶叶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茶马互市”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贸易。政府明文规定以茶易马。元丰“四年(1081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请如诏便’。奏可。仍沼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自是蕃马至者稍众。”(《宋史·兵十二马政》)。 事实上“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的形成与藏族对饮茶的爱好有直接的关系。有人形容藏族人民爱茶“倚为性命”，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对于这一点，历代的中原统治者最清楚不过了。因此，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西南地区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力量和进行政治制约的经济手段。 北宋时期的茶马贸易市场主要还在西北地区。川西的茶马互市仅为羁縻诸少数民族而已，实际大量的战马来自西北的茶马交易。到了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陕西(即西北)的茶马道受阻，北路马源告竭，这就是所谓“马道梗塞”，但宋朝同西北少数民族的战争并没有停止，所以仍然需要很多战马。在这种情况下宋朝才把茶马互市的重点从西北转移到西南地区，并在川西并辟了西路马源。黎州和雅州，在当时既是通往藏族地区的要道，又是茶马互市的中心之地，所以宋朝规定了“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宋史·兵志》)。并在名山设置“茶马祠”，统一管理茶马交易，渐渐把原来民间零散的茶马交换集中起来，使之成为有组织的市场。从此，大渡河以南和以西的广大藏族纷纷前来贸易。有的一年一次，有的半年或三月一次，有的一月或两月一次。藏族特别喜欢雅州、名山等地的茶，所以宋朝规定这两地的茶专门用来易马，不得它用。于是以茶马为中心的汉藏民族贸易往来于昌都、雅安，汉源、康定之间，形成汉藏关系史上“茶马互市”重要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