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下环境行为法律规制探析.docVIP

一带一路下环境行为法律规制探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环境风险。如何有效规制各方行为，把环境风险降到最低，实现绿色发展，是各国法律面临的重要挑战。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和主导国，中国法律面临着防控来自境外的环境风险与规制本国企业境外环境行为的双重任务。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仅就后者进行探讨。 中资企业境外环境行为法律规制的意义 本文所谓“中资企业”，是由中国境内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设立、控股或实际控制的企业；“境外环境行为”，是指这些企业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所实施的负面环境行为。在传统法秩序中，此类行为主要受到行为所在地国家的法律管辖，与东道国无关。但鉴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和环境事务的特殊性，中国国内立法把此类行为纳入调整范围，加以约束与控制，仍有必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要求环境保护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工业文明模式下，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如影相随。如果说威胁全球至今的现代环境危机主要是两百多年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片面发展道路的苦果，那当前由中国引领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必须充分吸取历史教训，走经济、社会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人类社会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迈进提供参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近代历史上，“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国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格局中处于“边缘”角色，被裹挟着被动开启工业化进程，付出资源耗竭、生态退化的惨重代价，如今更遭遇污染困扰。在这些国家，不乏对“现代化”“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对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心存疑虑，担心引发新一轮生态环境破坏者不在少数。如不能破解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将影响“一带一路”的被接受程度，不利于其推进实施。正因为此，突出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实现绿色发展，是我国推行“一带一路”过程中所始终强调的重要特征和突出特色。对此，《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等都有明确要求和系统部署。这些文件所确定的美好愿景要想真正实现，离不开良好制度的保障，各种规划、政策需要转化为法律制度才能有效指导实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法治状况的参差多元使然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工业化和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挑战，水资源紧张，生态脆弱，气候保护任务艰巨，必须建立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但这些国家环境法治水平差异很大，许多尚未建立完整的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对企业环境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如按主要由行为所在国法律行事的国际惯例，遵循法无明文规定即可为的市场法则，任由中资企业通过牺牲当地环境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则与“一带一路”的根本宗旨相违背。此时，通过国内法的完善，使中资企业在境外的行为遵循起码的环境标准、履行起码的环境义务、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有其必要。中资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国门，在他国领土上进行生产经营，直接开发利用他国资源创造了大量机会。但境外投资经营也面临诸多风险，尤其是社会风险与政治风险。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具有强烈的社会效应，往往直接影响民生，资源开发更容易与国家主权挂钩，挑动民族主义的敏感神经。可以说，在当今环保观念的日益普及、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正确”色彩的背景下，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具有“人人喊打”的不义色彩。如果中资企业不严格约束其环境行为，对他国生态环境产生较大损害，哪怕没有直接违法，也难免遭受攻击与反对，更遑论有违法之实或之嫌时。从中资企业境外经营的以往经历来看，因环境资源问题引发经营风险而致损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中资企业要想真正获得所在国认可，降低经营风险，需要良好的环境绩效。对此，也需要国内法的规范和指引。维护我国国际形象和领导力的需要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主导者，中资企业是这一倡议实施的重要参与者和具体实施者，也是这一倡议的直接受益者。中资企业，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在国际上都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也都受到我国政府的服务和保护，有服从管理、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和责任。中资企业在境外的不当环境行为有损中国形象，为“中国环境威胁论”及“一带一路”的各种反对者提供攻击口实，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也为中国领导地区发展、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提供了良好机会。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国内法对本国企业的境外行为进行规制，则不仅可以以身作则，向全世界表明推动绿色发展的决心，也有利于打破以往行为地至上的国际惯例，引领对跨国企业实行“双重规制”新规则。这一规则，对于消除发达国家在本国实行严格环境管制却放任甚至推动本国企业到境外进行污染、掠夺，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