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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反腐倡廉及廉洁文化建设 1.背景 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00多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超过100万人；200多名中管干部落马。“天网”行动累计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400多人，追赃金额超过85亿元。201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253.8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73.4万件，谈话函询14.1万件次，立案41.3万件，处分41.5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4.7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76人、厅局级干部2700余人、县处级干部1.8万人、乡科级干部6.1万人、一般干部7.6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5.6万人。2016年1至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谈话函询数量大幅上升，达11.1万件次，比2015年同期增长205.8%。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的人数不断增长，仅2016年上半年就有2.9万人，是2015年全年人数的五倍多。 2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的同时，第一次提出“加大廉政文化建设”。2017年1月6日，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在京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目前“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这些充分表明我党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肯定，同时也对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针对反腐倡廉问题研究的学者众多，大多数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贪污腐败者，归根到底是因为对其权力的制约有待加强、惩戒的力度有待提高。不可否认，这些确实是会造成腐败的原因，但是只是从制度上严加管理和惩戒还远远不够，腐败这种看似“正常”的行为，其实是权力的行使主体受到了扭曲的价值观的错误引导。所以，如果没有先进的廉洁文化作引导，当权力行使主体面对某些新的思维方式时，就会变得不知所措，进而加大腐败的可能性。例如：某些人通过不正当竞争和手段谋取利益、有权就有钱的错误思想、侥幸心理的引导等。因此，本文将从中华传统廉洁文化角度出发，通过对廉洁文化的全面、正确认识，引导、帮助权力行使主体加强和重塑正确的价值观，从而起到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作用。 3廉洁文化 所谓廉洁文化是指关于廉洁的知识、理念、制度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总称。具体来说，包括勤俭为宝、骄奢为戒；兼听则明、虚心纳谏。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以崇尚廉洁、奉行廉洁为核心的理论、制度和实践的廉洁文化。“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诗人屈原的《招魂》中：“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末沫”，释义为：我年幼时就秉赋清廉的德行，献身于道义而丝毫不会减少；后人王逸注“廉洁”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东汉的《羊续悬鱼》、刘宠《一钱太守》、北宋年间包拯《诫廉家训》等故事均是中华廉洁文化的有力证明。范仲淹30年坎坷起落，仍然坚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于谦抱定“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志向，周总理穿着朴素，总是将衣服补了又补，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孔繁森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临终前身上只有8元6角……这一切，不禁使人由衷地感叹，这就是是我们当今社会需要推崇的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的影响和鼓舞，才能不畏强权，廉以律己，并积极与腐败现象做斗争，这些光辉的事迹，千百年来为民间广泛传颂，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形成了牢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核心价值理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廉洁文化，本文将从社会价值文化和政治理论文化两个角度进一步说明。就社会价值文化而言，是一种从个人价值文化向社会价值文化提升的过程，具体表现在：只有实现了“正心、修身、齐家”的个人价值目标，才能更好地追求“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儒家思想也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克己奉公，严格要求和提升自己，当廉洁文化成为大家认同、遵守、追求的规范时，它就成为大家争相奉行的道德标尺，那么，廉洁文化就上升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价值文化。就政治理论文化而言，它贯穿于社会发展形态的始终。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对官吏都有“廉洁”要求，用以约束官吏行为、评判官吏德行政绩的价值标准，不然，政权必将走向衰败，即“廉者，政之本也。”首先要求为官者要廉以律己，《礼记#8226;乐记》中提到：“廉以立志”；《薛文清公从政录》中提出为官要“廉以律己”等。其次要求为官者要廉洁奉公，《西山政训》中提到：“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最后以为官者能否为人民带来财富衡量其廉洁程度，“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也明确规定对贪污腐败者将开除党籍；1932年到1934年中共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领导者均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