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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体系思考 一、“治党”与“管党”:结构、逻辑与侧重点分析 自政党政治产生以来，政党治理逐渐成为全球性命题。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8226;迪韦尔热(MauriceDuverger)把世界政党分为三种描述性的类别，即“群众型”、“干部型”和“信徒型”。“群众型”政党的主要特征是大众性、开放式，尽可能多地招收成员，西方政党多属此类;“干部型”政党的主要特征是“从积极的政治活动精英人物中选拔成员”和“高度的组织性”，例如中国共产党、印度国大党;“信徒型”政党的主要特征是“组织结构是围绕一个领袖来安排”，例如希特勒纳粹党。显然，“干部型”政党客观上具有更强健的政党治理和“从严治党”的客观需求。正如亨廷顿指出的，“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与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政党制度的质量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与路向，在世界政党文化中独树一帜，体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度组织性和先进性，也体现了中国政党治理的特色与取向。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遵循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一)这样循序渐进、不断演进的逻辑过程。“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是一个关联性很强的整体结构:前者是后者的发端和“之前形态”，后者是对前者的拓展、深化和推进;在内涵侧重点上，前者注重治理突出问题，后者注重治理更长远的思想、作风、制度性问题;前者是一种“问题性”治理，后者是一种“结构性”治理。具体而言，“管党”的主体是党的高层和各级党组织，客体是党员和党的干部(例如，邓小平提出“管好党，主要是管好党员和干部”;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管党”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运用组织化手段，通过对重点问题进行“手术式”、“定点式”的整治，并通过大面积思想教育活动等方式来推进。“管党”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阶段性、动态性、管控性及重点整治性。与之相对应的是，“治党”的主体涵盖的范围更大，包括党的组织体系、各民主党派、人民群众、社会团体等，都构成了主体的不同部分。“治党”的客体则不仅包括党员和领导干部，还包括广大的基层党员，治理内容上也涉及党的思想、党内制度、组织体制变革创新等深层次方面，体现出“治本”的要求。就“治党”的方式而言，主要是运用各种社会化手段和党内外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制度化、机制性方式来推进从严治党。与“管党”不同，“治党”具有整体性、稳态性、长期性、全面治理性的特征。可以看到，从治理主客体看，“管党”主要依托党的组织体系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治党”更像是一种多维“平行四边形”的治理过程，在参与主体上除了党的领导机构外，还将广大基层党员纳入其中，同时也有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参与，更加具有长远性和可持续性。从治理层级看，“治党”的要求比“管党”更加严格，内容更加丰富，方式、方法更加多样，而且更趋向于制度化、体制性结构治理。从治理方式看，“管党”主要是“做减法”的治理模式，即以消除党内特定不良消极现象为目标，如清理“三种人”，整治腐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治党”则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增强党的肌体、机能和功能，更加注重党组织体制、机制上的完善，是一种“做加法”的功能建设。毫无疑问，“治党”与“管党”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整体，但二者在整体中又有区别:“治党”是“管党”的升级版，“全面从严治党”又是“从严治党”的深化版、拓展版，拥有更高标准、更全面的政党治理预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二、构筑面向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体系的几点思考 从历史渊源考察，延安整风运动可谓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开端。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1994年9月28日，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和总要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件，提出要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今天，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工程，它蕴含了新目标、新内容、新考验、新要求，是对世界政党治理的新贡献。“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包括了政党治理的各个方面，如价值、制度、体制、能力、纪律、廉政等;所谓“从严”不仅是态度之“严”、处置之“严”，更是规制、体制、机制之严，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之意。这就要求我们在“党要管党”的基础上，构建面向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体系。构筑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体系是广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