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我国当代建筑史新蓝图.docxVIP

　　2008年8月8日晚，在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绚丽的焰火中，将上演一场举世瞩目的盛大狂欢。 　　无疑，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内的开幕式狂欢，同时也是北京当代建筑的盛大庆典。 　　培养中国自己的建筑师队伍近年来一系列重要建筑的落成，使北京建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外国建筑师为北京提供了具有学术意义的建筑设计方案，吸引了国人乃至全世界的目光。 　　库哈斯设计的新楼，就是一个重要的方案，该方案将行政管理和新闻、广播、演播室和节目制作——即电视制作的全过程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视传媒之城。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以纯粹的建筑语言构筑了新的体育建筑形象。 　　此外，福斯特设计的北京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矶崎新设计的中央美院美术馆等，也都是世界一流建筑师为北京提供的颇具创造性的作品。 　　它们陆续建成，为北京增添了在世界当代建筑史上有影响的新建筑，使城市呈现更多的活力，并忠实地记录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下文明。 　　外国建筑师进入中国建筑市场，这是大家很关注的事件。 　　因为这牵扯到中国城市面貌的改变，对中国建筑师来说又有个竞争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之后，北京重大项目招标中，大都是外国建筑师中标。 　　我想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外国建筑师和我们中国的老一代建筑师和新一代建筑师相比，他们有更丰富的国际经验，特别是超大型建筑的设计经验，他们的介入对整个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些中标的外国建筑师有不少是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 　　1979年设立的普利茨克建筑奖是国际建筑界的权威奖项，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我个人则认为普利茨克建筑奖比诺贝尔奖更具当代性。 　　诚然，我们没有必要对普利茨克建筑奖盲目崇拜，但这批建筑师代表了世界建筑的当代潮流，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中国的建筑师为什么在国际重大竞赛中纷纷落榜？这又需要我们深思。 　　我们最好不要以狭隘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 　　中国老一辈建筑师为解决中国城市和乡村量大面广的建筑问题，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必将为历史所铭记。 　　但正像你不能指望中国足球队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取金牌一样，对中国建筑师同样也不能要求过高。 　　有很多国际上著名的建筑师来北京搞设计，应该说是北京的一种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当然，我们并不是提倡把北京所有的大建筑都交给外国建筑大师去设计。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有一定的引导责任。 　　比如说办奥运，我们很多工程还是会请外国建筑师来做，要达到国际水准；但在重大项目的建设中，也应当注重培养中国自己的建筑师队伍。 　　新旧共存的出路在哪里？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外国建筑师的作品破坏了北京的古都风貌，对此还是不要急于下结论，先反思一下历史。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规划专家陈占祥先生合写《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他们建议早日决定首都行政中心区所在地，并请考虑按实际的要求，和在发展上有利条件，展拓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地区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财政状况逐步建造。 　　保存旧城，另建新区，梁陈二公对发展北京建设做了详细规划。 　　可惜当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致使北京市新旧建筑混杂，城市建设陷入两难境地。 　　这是当年有关领导缺乏远见留下的历史遗憾。 　　而在1963年，有关单位还做了故宫的改建规划方案，该设计方案要把故宫全部拆光、推平，重新盖大楼，今天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当时却确有其事。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北京的大部分城墙都被拆除了，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悲剧。 　　这一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仅摧毁了这些历史建筑，也摧毁了我们的精神，但精神还是可以重建的，城墙拆了就永远不能恢复，再复原就只能是制造假古董了。 　　20世纪80年代中叶，北京市提出要保护古都风貌。 　　到了1993年，北京市有关领导又提出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措施却是幼稚可笑的，就是给大型新建筑加上大屋顶、小亭子和垂花门。 　　如果说前些年北京的建设存在问题的话，那么最严重的问题是北京城里有价值的古建筑拆得太多，又盖了两类很糟糕的建筑——复古建筑和平庸的现代建筑。 　　这才是北京建筑问题的最突出之处。 　　这20年国家发展很快，整个城市有了很大改观，当我们被全新的东西包围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漂浮，缺乏安全感。 　　因为现在的城市经过迅速的拆除和建设，我们会发现自己关于城市的记忆大面积丧失了。 　　比如望京就是一个让人恐怖的地方，那么大片的建筑，多少年了，我去那里，永远都会迷路。 　　所以我觉得就当前城市发展而言，新和旧的矛盾恐怕最为突出。 　　一个城市的新旧交替、共存或者平衡的出路在哪里？我倒觉得非常简单，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