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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精准扶贫教育供给侧探索 贫困是制约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自《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中国扶贫方式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一是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二是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三是由经济型扶贫向以经济、教育、科技文化为内容的综合型扶贫转变。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2015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又分别提出了实施“精准扶贫”、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的扶贫指导思想。 一、教育具有扶贫的重要功能 20世纪60年代，国内外学者陆续关注起教育扶贫的功能。美国学者舒尔茨(T．W．Schultz)(1960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演说，提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1］加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扶贫开发的内涵上拓展了教育扶贫的功能。林乘东(1997年)提出教育扶贫论。他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严万跃(2006年)认为，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都是知识与能力贫困的表征和结果，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不仅能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厦门大学杨能良教授(2002年)认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使之接受帮助其脱离贫困的教育，需要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弥补贫困人口的收入缺口。20世纪中期以来，各国政府认识到教育贫困是制约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美国的“战胜贫困计划”(1964)、墨西哥的“机会工程”(1997)到我国“十三五”时期的“扶贫攻坚战”，教育扶贫逐渐成为反贫困的重要内容。［2］针对我国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问题的实证研究也开始进行。 二、陕西贫困现状及特点 201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显示，陕西省有43个国家级集中连片特困县(市)，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农村地区。 (一)陕西经济贫困的特点 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调查数据显示:到2014年末，陕西省贫困人口为35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3．0%，陕西境内的秦巴山区贫困带，人均年收入在16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有558万。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之一，陕西山区和农村地区的贫困突出表现为:连片特困，山区自然灾害频繁，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落后，贫困程度深。以陕西境内的秦巴山区为代表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地理上分隔着我国南北方气候，山区容易因暴雨引发泥石流造成自然灾害;由于秦巴山区地跨南北方，生态环境独特，自然禀赋较低，不利于高品质的农作物大量产出;由于大山阻隔，造成交通与信息沟通阻隔，较少享有诸如文化、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不利于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扶贫成果，造成山区脱贫后又返贫的现象。 (二)教育贫困是导致陕西农村地区经济贫困的深层次原因 陕西贫困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这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打工致残导致家庭越发贫困，留守儿童和老人现象普遍，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艰难和辛酸。其中，教育贫困是导致陕西农村地区经济贫困的深层次原因。位于秦巴山区的安康市岚皋县，适龄儿童要上学，需要去十几公里外的镇上，因路途遥远，需要在镇上租房，而房租对贫困家庭来说是一笔无法承担的支出，迫使许多孩子很小就辍学。辍学的未成年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大多选择去城市打工，放弃受教育机会出外打工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来源，然而由于缺少文化和技能，他们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工作，获取微薄的薪水，仅从眼下来看是能养活自己了，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经济上的匮乏是导致教育贫困的主要原因，而教育贫困则会使经济贫困代际相传，恶性循环，无法从根本上逃离贫困的宿命，教育贫困是产生经济贫困的深层次原因。 三、推进陕西精准扶贫的教育供给侧改革策略 推进陕西精准扶贫，亟待着手改革当前的教育供给结构，注重教育供给与需求的无缝对接。 (一)提高贫困地区的有效教育供给 现代经济社会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包括农业在内的任何生产经营性活动都需要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便于掌握相关生产和经营技能。掌握文化技能的劳动力资源，才能获取稳定的经济收入。马克思说:“要改变人的一般本性，使其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需要接受一定的教育或训练。”［3］贫困地区的有效教育供给重点在于提供生计教育和技能教育。目前我国实施的学校教育，难免存在重应试教育、轻技能培养的弱点，总体上不利于实现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的教育终极目标。以消除贫困、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