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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依据1．宪政层面的原因司法与政治的融合。 　　现代各国的实践都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司法始终只是一个政治装置，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个工具；检察院始终是国家政治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是民族—政治国家的权力网格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检察工作固然有独立的行为标准与活动方式，但并没有独立于统治之外的利益。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波齐所说国家的每一个部分不仅仅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而且也是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国家另一个整体在实现自己的目的方面具有更高的权能。 　　[3]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中，政与法的联系从来没有被分离过。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体现了执政党基于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判断，而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政治要求。 　　作为政治系统中发展着的一个部分，检察权随着社会秩序的生成和变迁已经不仅仅是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使公民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还原的内在机制，而成为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的主导性变量和动力资源，影响和决定着社会政治的实际进程和方式。 　　[4]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强调检察工作的人民性，强调检察工作为民众服务，其实质仍然是在强调检察权的政治功能———作为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权必须为增进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和夯实民众基础而努力。 　　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更强调结合中国的政治体制、司法的社会现实、司法在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旗帜鲜明地强调执法为民、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法治的外部因素。 　　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决定了司法活动以及司法过程必须从属和适应于社会政治统治的总体要求，在这种从属与适应中，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既是司法与政治关系的重要稳定器，也是司法与政治关系保持恰当平衡的必要方式。 　　2．法哲学层面的原因对检察权理论认识的深化。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对检察权在现代社会的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承担法律监督职能的中国检察权来说，其未来的角色意味着更多的权能和更多的社会责任。 　　从法哲学的视角，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应体现积极回应现实问题的现实使命感，用自身独特的理论方法、整体思维、富有学术传统的知识积累、一般性的理论指导等理论优势，实现对这一重大社会基本制度转型的积极性理论回应和思想概括。 　　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检察权的功能构造应当顺应时代的发展，兼顾社会秩序和人权保障等法律精神，并适当向人权保障机能倾斜，丰富检察权的人权蕴涵。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实践，法哲学非但不能回避，反而须直接面对，对这一创新性的事业给予理论层面的回应，以引领、指导社会管理过程中相关检察制度的具体建构和体系完善。 　　[5]基于传统法治理念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转型过程的重大代价及配套要求等因素，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并非一日之功所能实现。 　　所以，在这一过程中的理论性指导就非常重要，法哲学对于这个转型，必须有自己的学术态度。 　　究其实质，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就是为了实现有序的社会秩序，通过透明度高的法律构造，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利益分配的公平和效应，实现全社会的正义与公平，让公民在利益均衡、权力制衡、权责一致的体制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从而实现资源价值的极大化。 　　当前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设计以什么坐标作为参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国情和传统，可以说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法律制度、法律传统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系，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还有许多新问题有待解决。 　　所以，法哲学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回应，也是其自身理论体系与现实社会的复杂状况结合本土化过程，是一个理论与重大社会实践的结合和相关理论提升的过程，也是形成自身理论答案的过程。 　　3．学理层面的原因能动检察的践行。 　　近年来，能动司法理念方兴未艾。 　　能动司法的因子进入检察领域就是要求检察官以及检察权的运行体现适度的能动和灵活，主要是指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服务性和有效性，以应对转型中国改革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而实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使命。 　　具体而言，就是将检察能动的宗旨立足于对社会目标的追求。 　　检察权的运行不只是具体事实的程式化活动，更是实现社会功能、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具体实践。 　　因为关注民生、民情和民意的总体状态，特别需要注重司法行为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 　　检察机关不但要关注个案的处理和当事人的个体权利，还要关注个案背后的体制性因素和社会意义；不但要追求个案的实体和程序正义，更要为实现社会体制转型和社会的普遍正义发挥积极作用。 　　检察能动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具体的权力种类，而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权力运行方式。 　　在一定意义上，检察能动反映了一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