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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主义的限制与创新 　　一般所言的法律解释主要指的是和具体案件关联的法解释活动,按照有权解释分类结果来说,主要指的是司法解释。 　　因此,本文所说的税法解释指的就是税法的司法解释。 　　法律解释活动发展的有序与否,直接关系到具体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情况,直接影响到法治目标的实现。 　　反映在税法解释上,税法解释活动的有序发展,直接影响税收法治的目标实现。 　　要想实现税法解释活动的有序发展,离不开对税法解释理论的研究。 　　但是,在我国,税法解释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这种地位和税收实践的发展是极不匹配的。 　　这种局面的形成,依笔者来看,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国内所说的税法解释一般主要指的是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 　　立法和行政解释所处的强势地位使得通常所定义的法律解释似乎没有太多存在的必要,反映在税法解释上就是税法不要解释。 　　第二,在追求公共财政、宪政民主的过程中,税收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税收法定主义,而税收法定主义的直观要求似乎就是说税法不能解释,这样一来更进一步杜绝了税法解释发展的空间。 　　因此,要想使税法解释保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性格,促进税法解释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认真剖析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阻碍税法解释发展的原因究其根本在于对税法解释的概念没有理解透彻,认为立法和行政解释可以涵盖一切具体案件,事实上这点是极不现实的。 　　有人将立法和行政解释概括成统一解释,事实上就包含了这两种统一解释不能取代法律解释的潜台词。 　　相反,正如陈金钊所言,在具体案件中,法律解释的数量是远远多于立法和行政解释的,因此税法解释不仅无法被立法和行政解释取代,反而较两者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个阻碍税法解释发展的原因是税法解释理论研究至为根本的问题排除我国行政解释过强的特殊原因,在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学者主张考虑到税收法定税法不应解释,也是本文拟将探讨的问题。 　　一、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法解释的限制税收法定主义,也称税收法律主义或者税捐法定主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有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在现代社会法治国家,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中极为重要的原则,甚至是最高原则。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最初萌芽于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的过程中。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财权与人身自由,在反复的斗争中提出了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想,并极力推动该条思想写入该国宪法之中进而形成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 　　纵观整个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形成的过程,税收法定主义最初是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想与三权分立思想结合形成的,最初体现的是一种税收立法精神。 　　但是由于税法解释是将法律精神落到实处的重要环节,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存在着密切关系,税收法定主义遂成了税法解释的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 　　这一点,特别是在公共选择理论或者说是财政选择理论成熟后,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法解释的指导和限制作用更加明显。 　　财政选择理论通过规范的理论分析明确指出了在利维坦模型之下的政府有着极力使自身收入最大化的倾向,这样一来,若不借助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法解释进行约束,税法解释必然朝着有利于政府的方面发展,公众对政府的约束力虽则有立法约束仍会名存实亡。 　　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法解释的指导和限制主要体现在西方诸国无论是自然法系还是成文法系国家长期以来都极力坚持从严解释的原则。 　　这种从严解释的原则相对其他任一部门法解释而言都是相当严苛的。 　　在其他部门法解释中,所谓的从严解释有若干可供选择的办法,这些办法的一个共性是只要能反映立法原意的方法即可。 　　按照张志铭对立法原意的划分,立法原意包括文字原意、历史原意和理性原意三类,所以一般所说的从严解释包括着反映上述三种不同原意的各种方法。 　　但是在税法解释中,长期以来西方诸国均主张只采用反映文字原意的方法,将其他两种在其他部门法解释学中也归属从严解释但有造法嫌疑的方法排除在外。 　　这种情况在税法解释上又被我国台湾学者称为类推禁止原则。 　　例如英国国内收入局诉威斯敏斯特公爵一案就被视为是按字面解释的指导性案例每个人都有权采用合理的方式来安排事务,尽可能使自身的纳税义务低于在其他安排下的纳税义务,如果他能成功而安全地达到这一目的,则不论税务官员或其他与情况相同的纳税人对他的精心安排有何不满,他都不必缴纳更多的税。 　　这种指导和限制一方面保证了税法解释沿着固定的轨道前进,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维护着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 　　二、税法从严解释的困境表现与理解遵循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从严解释,在理论和现实上遇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