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误区+回归本初——重读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改.pdfVIP

脱胎于宋元讲史话本的《三国演义》‘1)，由于与史事的天 然联系，在其诞生之初便被许多评论家拿来与正史比附。当代 学者周兆新的“三实七虚”说让’，一反清人章学诚颇有影响的 “七实三虚”的论断，标志着《三国演义》研究进入了一个崭 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三国演义》研究文体自觉性的进一步拓 展和深入，学术界越来越注意到其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清代 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的《三国演义》渐受关注。目前学术界 的共识是：毛纶、毛宗岗评改本是最具影响力的版本，在艺术 成就上优于罗贯中的原著。但在具体论述时，却往往只排比两 种版本在细部的增删削改效果来证明，忽视或回避毛氏评改本 中旗帜鲜明贯穿始终的正统思想，从而使这一立论缺乏深刻有 力的论证。本文拟从考察毛氏评改本的正统思想入手，揭示正 统思想与其艺术成就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文本和读者之间客观共在的语境，是作家、作品、读者三 者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前提。共同语境的破坏使文本失去其语境 里相对稳固的意义，新意义的生成则有赖于新的共同语境的达 成。这种破坏或者导致语言的某种固有意义的完全丧失和新意 义的出现(这种丧失往往是某种剧烈社会灾变的附属现象)，或 者导致固有意义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扩充，从而保证民旗文化的 代代传承。丽前者，在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三国演义》在“五四”以来的境遇，正可作如是观。 勿庸置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反叛。 一方面，随着儒家文化中心地位的颠覆，我们暂时中断了一直 承袭下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 我们的思想也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语言从少数人的操纵中解脱 出来，走向以“白话”为标志的平民化和大众化。这无疑在客 观上呼应着当时压倒一切的“反帝反封”的社会革命斗争。以 鲁迅、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正是在这一语境下阐释 《三国演义》的。鲁迅认为，《三国演义》的缺点之一是“描写 过实”，“写好人全好，坏人全坏”，“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 鲁迅厌恶作者以训教者的姿态对读者的控制和诱导，这与他反 奴性、反权威的一贯作风和当时的时代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胡适在例举了《三国演义》的几个不足之后甚至将其逐出文学 殿堂，认为其只能算“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这 里，鲁迅和胡适都没有将《三国演义》的两个重要版本一一题 为“晋平j瑁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明嘉靖壬气一刻 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罗本)和明末清初毛纶、毛宗 岗父子评改本《全图绣像三国演义》(以下简称毛本)加以区别。 这为客观地评价毛氏父子的评改成绩带来困难，也成为后来许 多争执不体的问题的根源。 如果说“五四”时期对《三国演义》批评的着眼点是其艺 术技巧的“平凡州，建国后到八十年代初，《三国演义》最遭 非议处乃是它直自无隐的正统思想。随着八十年代以来《三国 演义》研究第一个高潮的兴起，它的经典名著地位已举世公认。 有着双重阅读经验的当代研究者几乎从各个层面上开掘它的经 典性。然而这种开掘仍是不充分的。其表现有二： 第一，对罗本和毛本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有的文章甚至 ?睁罗本与毛本混为～谈，从而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研究中有两个不平衡现象：其一是罗本研究与毛本 研究的不平衡现象，表现为罗本研究远远高于毛本的研究成就； 其二是毛本研究中关于毛氏父子的正统思想与其小说理论研究 的不平衡及各成一体的研究现状。对于前者，从传统的文艺学、 美学角度立论取得的阐释成绩较大，而对其间的叙事理论挖掘 不够。后者则仍滞留在八十年代初“反清”还是“卫清”、“忠 君”还是“民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内涵的论争上。 笔者认为，耍想将《三国演义》文本研究引向深入，就必 须对毛本有一个明确的评价和定位。鉴于当代学者周兆新《三 国演义考评》对罗本研究的卓越贡献， 即它所代表的“五四” 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的最新水平，这种要求就更为迫切。从 突破第二个不平衡入手，则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关于毛本的正统思想，一方面，研究者承认它是贯穿全书 始末的事实，却至多只能援引丑化曹操、美化刘蜀集团的增删 实例敷衍；另一方面又在立论上将其表述为毛氏评改《三国演 义》初衷和动机，从而最终陷入“反清”与“卫清”、“忠君” 与“民本”的误区。 笔者认为，这一误区具体而言源渊于传统的文学批评范式。 顺便指出，其对《三国演义》文本研究没能在整体上达到一个 新高度也负有责任。概而言之，就是它的理论基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