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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基本原则探讨 　　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行政法学研究的面向需要有所改变，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的兴起以及晚近软法现象的萌芽，便是理论对现实的呼应。 　　在二者兴起至僵化的变迁中，笔者观察到这一现象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在生存背景、本质属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且二者是互动的，前者往往在软法运行机制中扮演精神指导的角色，而后者亦可以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实践应用的缓冲方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基础。 　　一研究困境与相互需求。 　　新世纪的国内行政法，基于秉承大陆法系确定性之要求，与正在全面渗透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之间的矛盾已经日渐明显，早期为缓和这一矛盾而兴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以及近日倍受质疑的软法概念，二者在致力于弥补、进化的路径上虽然有所成就，但同时亦遇到了自身困境1替代严格规则主义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理念，难以摆脱国内法律文化的约束，法律解释体制上的禁锢？？以及真正意义上判例制度的缺失[1]310-311，使得现阶段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实践结合所能做到的最大延伸，仅仅只是从一些经典案例的解读中加以暗示，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而学者基于这一观察提出的赋予法官解释权、建立判例解释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涉及到司法改革这一沉重话题，成为现阶段无法逾越的障碍，于是寻找可以规避司法改革的缓冲方法成为必须。 　　颇有意味的是，这一内在要求与晚近兴起的软法理论品格恰好契合，与司法改革相对的是，软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并不需要司法作为保障，软法机制更多依靠自愿规则得以运行，它不需要强制力的介入，它强调的不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多方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 　　倘若利用软法机制诠释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应用之道，可以很好地绕开司法改革的藩篱。 　　2对于软法而言。 　　尽管批判逐渐减弱，理论界亦开始对其渊源、运行机制等方面予以一定程度的关注。 　　然而，软法理论本身深化的趋势却很缓慢，这主要是因为1它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国家和司法实践方面也少有支持；2软法理论通常以彻底的主观主义的立法观念为预设前提。 　　依这种观念，国家可以制定任何它们所希望制定的规范，软法规范也是如此，[2]这暴露了软法机制的最大缺憾――精神指导的模糊性非理性化。 　　而更加为难的是软法理性化并不能依靠其自身，其更多取决于宪政的统摄，但宪政这一话语固有的不确定性，却使得于此之下构建精神指导存在空洞的可能，于是在公法领域内寻找到一个具体替代机制便是当务之急。 　　在众多理论游说中，笔者观察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应性，正如学者所述行政法基本原则承载着人权、民主、法治宪政基本价值和精神，[3]146如果我们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软法制定、实施的指导精神，一方面可以对软法偏离法治原则、违背法治精神等不利现象予以源头上的治理，实现理性化；另一方面亦可以避免宪政话语的不确定，使其更具操作性。 　　二互动的合法性保障。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欲实现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之间的互动，前提条件是二者在本质属性上应为一致，只有确立了此种前提，才能保证互动的合法性，才能保证互动不是由法律规范流向其他社会规范，不是变相的侵害人权。 　　申言之，本质属性是否一致的核心论调应该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皆应属于法的范畴。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法的关系，对此，学术界并无争议，一般认为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 　　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后者――软法与法的关系。 　　事实是，现阶段软法为法的本质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和担忧，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始终认为缺少强制力这一基本因素的软法论调，很难取得传统概念上的认同。 　　于是，针对这一问题，软法学者从法社会学角度做了细致的推演，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些规则根本没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机会，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将这些规则视为非法律。 　　[4]比如行业自律规范，柔性法律文本等等；并认为法是由那些旨在型构或裁定大量人类行为的模式或者尺度构成的，而不是由那些处理单一的个别情形的瞬变且具体的指令构成的。 　　[5]250无论如何让渡于灵活性之目的，软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属于法的范畴的，是不同于道德和习惯的。 　　软法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关系，从而是人们的行为规则；软法不是对人们的内在心理，而是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从而这种约束力是外在的；软法是一定人类共同体通过其成员参与、协商方式制定或认可的，从而其内容具有相应的民主性、公开性、普遍性和规范性。 　　[6]软法完全契合法的基本要素，软法首先是法。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的既定存在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