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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我的前半生》有感 最近读了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对这位中国末代皇帝才有了一些了解。溥仪先生的一生或许是可以用崎岖、坎坷来形容的。若不是出生在这个时期，他将会是俯瞰全国统治全国、威仪无边的皇帝，是一个能够拥有一切物质、权利的人，应该享受的是非凡的待遇，三岁时登上那张象征至尊无上的黄金龙椅，在许多人眼里也许他是多么的幸运，多么的让人羡慕，可是我们不是他，作为宣统帝，中国末代的傀儡皇帝，就已经注定了他辛酸、无奈、甚至悲剧的一生。 登极与退位 溥仪的童年是在紫禁城里度过的，他的童年仍然享受着很好的待遇。在慈禧太后的影响下，朝中诸臣对于民间的举事行为全权把信任交给了袁世凯。然而不久，袁世凯密奏，“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天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亦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子造也……”。袁世凯急转直下的态度的变化，使听到密奏内容与袁世凯危言的王公大臣们大为震惊。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是反对共和的，他坚决主张君主立宪，因为他曾经承诺过“决不辜负孤儿寡妇”，而随后由于袁世凯内阁竟要求清帝退位，这倒让皇室措手不及。 在宣统三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溥仪终究还是退位了，伴随着他的便是无期限的“暂居宫禁”，限制了他的自由，阻碍了他正常的生活方式，却美其名曰“优待条件”。就如同溥仪先生自己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我在这块小天地里一直住到民国十三年，被民国军追赶的时候，度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其所以荒谬，就在于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了二十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复辟梦想的破灭 在天津张园时，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抚张勋发动了复辟。然而讨逆军已逼近北京城，复辟已经变成了一种绝望的挣扎。怔怔然之际，连卖报纸的孩童都了解内情，高呼“六个子儿买古董”。起起落落，一切都来的是如此迅速，让溥仪在旦夕之间尝遍了人生的高颠与低谷，文中是这样叙述的,“他们的脸色发灰，垂头丧气。我看了他们拟好的退位诏书，又害怕有悲伤，不由得放声大哭”。我想，放声大哭应该就是那一段时间溥仪先生最真实的心情写照吧。张勋带来的戏剧性的失败，是由于他独揽大权，犯了两个错误，造成了他的被孤立，而同时却把这一切的一切带来的不幸转嫁到了溥仪的生命中…… 短暂的快乐 尽管溥仪的少年生活不尽如人意，而庄士敦老师的出现无异于给溥仪的生命描绘出一道绚丽的彩虹。苏格兰老夫子庄士敦先生是牛津学的文学硕士，在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后，便正式聘用了他。庄士敦先生是一个博学的人，“他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风土人情，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对中国古诗特别欣赏。他读过多少经史子集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他像中国师傅一样，摇头晃脑抑扬顿挫的读唐诗，”溥仪在书中如是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溥仪是非常喜欢这位老师的，庄士敦更加没有一丝一毫对中国人的不屑与轻蔑，反而与溥仪形同朋友一般，毋庸置疑，庄士敦先生的出现给溥仪增添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灵魂的丢弃 不过，最易让人产生看法的估计还是溥仪对日本的那些年的屈从吧。现实社会的渐趋复杂，局势的紧张化，日本大使馆的邀请等等的一切，让溥仪的内心开始萌发了小小的欲望。他自述中写到，“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我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了我的宝座的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了我的心头，不由的心如火烧。我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下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主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故地重游，溥仪的复仇的欲望如排山大海般汹涌而来，甚至比之前在天津张园时更凶猛，更要强烈。 正是这仇恨的日益增长，才更加促进了历史悲剧的必然性——溥仪选择了投靠日本。伴随着济南惨案到来的，是溥仪在伪满洲国中地位的确立以及认可。心里隐藏着复辟的梦想，溥仪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去讨好日本，讨好周遭。溥仪任满洲国执政期间，基本上溥仪是在阿谀奉承日本，惶恐度日，唯恐人家弃子，这即是溥仪那几年生活的真实反映。当时就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论点，“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替关东与党军协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而溥仪梦想的再次“实现”，却是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登极”典礼，正所谓“第三次做皇帝”。“在溥仪先生的身上，更多的被赋与了满族人要恢复大清帝国的梦想，更多的被一班遗老遗少们赋与了艰巨的历史任务。然而，历史的潮流是反封建的，所以这一点证明了溥仪一生奋斗的悲剧性，即使是他内心中多么的不愿意，他也没有办法去掉历史强加在他身上的重任，这个重任，就是要恢复在他手上丢掉的大清帝国的江山，从这一点上他没有错。”（杨真云）然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