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制革新下社区体育变革.docxVIP

　　1问题的提出行政体制介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中间的结合部。 　　行政体制，一般是指国家为了进行经济、社会、国防、外交等方面建设和政务活动所建立的管理体制，主要由政府的职能定位、机构设置和权力配置、行政人员的选拔与任用、行政权力的运行及其监督等内容组成［1］。 　　迄今为止，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已经进行了六次行政体制改革。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六次行政体制改革中，最为引人关注和热议的事件，首先当推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大部制改革;其次是2010年安徽省铜陵市试点撤销街道办事处成为我国第一个全部撤销街道的地级市这一事件。 　　铜陵市撤销街道办事处后，将全市的社区由改革前的61个撤并为23个，成立大社区，区政府将直接面对和服务群众，可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2］。 　　铜陵市试点撤销街道办事处的改革模式被总结为铜陵模式，受到了国家民政部和安徽省的肯定。 　　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过程中，体育行政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不仅是因为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进行的要求，更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体委体育局作为专门的政府行政机构，几乎管理着所有与体育有关的事务。 　　在现有的体育行政体制下，我国各级体委体育局凭借着强大的组织和资源优势，不仅推动了全民健身的广泛开展，而且还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以及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特别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但是北京奥运会后，在体育社会化和体育市场化日益深入的当代中国，一个包办的、甚至垄断的全能型政府体育行政机构可能会成为体育事业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障碍。 　　因为在现行的体育行政体制下，体育行政机构存在着管办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的政府角色错位、体育公共服务目标的职能缺位、重竞技，轻社会的政府角色移位、机构重叠，政出多门，效率低下的政府越位等诸多问题［3］。 　　我国《体育法》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工作。 　　然而，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早在1998年我国区县一级的体育行政机构就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革。 　　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地方区县体育行政机构的调整大致有四种情况保留体委建制;名称与机构不动，但改成事业单位;撤销体委，改成地方体育总会，原体委职能移交体育总会;与教育、文化部门合并，或与教育、文化、卫生部门合并，仍为政府部门［4］。 　　目前，我国的许多区县一级的体育行政机构已与文化等其它部门合并，明显弱化了基层区县体育行政的职能。 　　我国正在进行的第六次行政体制改革，是以大部制改革为核心的。 　　一般认为，大部制就是指政府将职能相近的一些部门合并，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 　　大部制的特点是将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门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推卸责任，以有效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此外，为适应或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各地正在开展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其核心在于减少管理层次，实施扁平化管理。 　　例如，安徽铜陵尝试走市———区———社区的城市管理模式;广东佛山则在推行简政强镇，将赋予镇更多的区县管理权限;广东东莞、中山则将开展撤镇建区扁平化改革。 　　可以预见，随着大部制改革的推进，我国一些地市级的体育行政机构已经或即将开始与文化、旅游等部门合并的改革，体育行政机构的职能将面临着进一步弱化的可能。 　　市、区县体育行政机构的撤并，未来城市街道办事处的撤销，无疑将会给依赖于体育行政机构和街道办事处双重行政支持的城市社区体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在行政体制改革的潮流中，我国的城市社区体育应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应如何承担体育行政机构转移的职能?如何进行改革和调整?是摆在体育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议题。 　　2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兴起行政支持的简要回顾中国城市社区体育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 　　当时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大城市出现了以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的体育活动，成立了社区体育协会，打破行业隶属关系，组织辖区单位和居委会就地就近开展体育活动。 　　城市社区体育在横向上突破了以往群众体育以‘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纵向上使群众体育深入到了城市的基层，正在形成‘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新型群众体育管理体制［5］。 　　从1989年天津市河东区二里桥街道提出了社区体育一词至今，我国的社区体育已走过了22年的历程。 　　回顾历史，社区体育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群众体育的发展，在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