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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闻传播的道德风险审核 　　传播者此举遵循客观、真实再现真相的职业道德，满足了媒体吸引眼球获取商业利益的需要，却因见义不为而偏离了社会道德。 　　进而言之，即使是符合职业道德并满足社会公益需要，也可能背离社会道德，比如从朋友处获取其不愿公开却事关公众利益的消息而将其传播，暗访中得到线人或当事人的信任而获得真相，却在报道中将这些对自己有情有义的人出卖，这类有失诚信之举可能导致自我内心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冲突的煎熬，同时还可能招致他人谴责。 　　职业规范践行失度带来道德风险。 　　在中外新闻传播实践中，践履职业道德规范出现偏颇而产生道德风险的现象屡见不鲜，仅在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坚持客观公正和公开等基本道德原则上就出现诸多问题。 　　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是传播主体的基本道德，但我们发现在求真的职业道德名义下出现了种种不道德现象。 　　在苏丹拍摄《饥饿的小女孩》的凯文?卡特面对小女孩所处的极其冷酷的场景，泪流满面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 　　①先工作揭示真相的职业责任使其获得大奖，但其在道德层面的负效应却是巨大的，以致其不堪精神压力获奖3个月后走上不归路。 　　国内媒体在求真的职业追求中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少，一些隐性采访和体验式采访报道，记者为了揭露真相，将相关当事人的形象不加处理地呈现出来。 　　这样的报道逼真程度无以复加，但新闻传播中仅做事实判断是不够的，还要做价值判断。 　　这种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真实，不仅侵害了当事人，也会对社会构成不良影响。 　　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是新闻道德要求，可有的记者狭隘地固执于此，无视人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表现出令人痛心的冷血与残酷。 　　1997年4月台湾白晓燕案中的记者及媒体以人质安全为代价电视直播绑架，不仅侵害受害者家属隐私，甚至成了帮凶；2008年11月26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印度一些电视台连续多日直播，甚至将警方与军方的行动计划和盘托出，不自觉地成了恐怖分子的帮手。 　　这些隔岸观火式的所谓客观公正报道，间接纵容凶杀和宣传恐怖主义，必然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 　　境内媒体及记者虽没有这样极端的报道，但有时在新闻传播中表现出眼中无人、无动于衷的客观也令人寒心。 　　汶川地震中曾有电视主持人面对预制板下的幸存者竟让救援人员避开镜头、别搬动预制板让自己拍摄5分钟。 　　灾祸面前如此客观再现惨烈的第一现场，这是一种视觉暴力，伤害的不仅是当事人，还包括受众。 　　公开透明是实现新闻公信力的关键之一，但公开透明是有边界的，处理分寸失当，不仅会出现侵犯国家秘密、组织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法律问题，还会出现道德风险。 　　这主要源于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保护相关人员名誉权、肖像权和隐私权之间有失平衡。 　　留意大众传媒发现，有的批评性报道中披露一些与新闻事件无关但有损当事人声誉的细节；有的灾害性报道中将受害者及其亲属特殊情境中的惨相或不雅形象公之于众。 　　例如在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和李天一案等报道中将其家人的隐私也一并公开。 　　这些不当传播显然有悖起码的道义与良知，其结果轻则引起道德谴责，重则引发法律纠纷。 　　传播主体行为的道德风险传播主体的行为道德与否，有赖于道德评价。 　　新闻道德评价是媒体、从业人员、新闻行业和社会公众对传播活动进行正当或不正当等道德价值的评判。 　　不同的评价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传播活动的理解及所依据的道德评价标准是有差异的，传播主体的自我评价更多基于职业理念的影响而偏向职业道德标准，而社会公众更多习惯于使用社会道德标准，因此，不同主体对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会有不同的评价。 　　传播主体的道德风险与评价者能否正确把握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密切相关。 　　动机和效果是道德行为过程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对新闻传播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直接对象。 　　从善恶角度考察动机与效果，两者之间有多种可能，但最值得关注的是善的动机导致恶的效果。 　　曾常见于媒体的跳楼秀、跳桥秀报道，报道者大多是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实施新闻援助，也因此而出现诸多小贩与城管冲突的悲情故事，但媒体的煽情和放大不仅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而且对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频见媒体的公交、地铁上暴力抢座事件、暴力制止性骚扰的报道，固然源于倡导公德与正义的动机，但以恶抗恶非但不是维护道德风化的良策，反而会误导过激行为，有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这类基于善的动机却带来恶的效果，其内在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传播主体对新闻事件把握的局限性和对结果预测的有限性；另一方面道德价值的结构本身就存在可能与事实两种形式，传播主体从职业道德角度期待善的可能及行为选择，并不必然会形成道德上善的事实，存在着好心未办成好事乃至好心办了坏事的道德风险。 　　目的正当也不能保证有善的结果，手段也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