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共同体概念（20121105）.doc

PAGE PAGE 8 杜威的共同体概念 James Campbell 著 吴欢 译 本文探讨了杜威的共同体概念。文章从讨论杜威对社会本性的理解入手，强调团体及其价值以及社会批判的角色之间的关系。文章接着探讨了杜威关于共同体的质和标志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作为一个道德场所的共同体。文章最后简要地考察了杜威提出要关注人们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的原因，以及在对“共同的善”关注中所必然遇见的某些问题。 1 很久以来，共同体一直是美国思想中的一个主要话题。在一个视其自身加入到自我创制过程的社会中，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是谁的问题从来不可能不浮到讨论的面上来。无论美国人的人类完满模式是什么，他们已经强调，正是共同体给个人提供了可以表现其情感和道德的场所。我们眼下已经对美国社会发展方向心存忐忑——对我们已经从某个真实的轨道中脱落的假定以及对我们将要把我们的孩子领向何处去的忧心忡忡——使得我们要追溯到最早时对国家的讨论。 共同体的话题也一直是美国哲学的中心论题之一。它在约翰·杜威及其社会实用主义者同行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和达夫斯（Tufts）就谈到了建构和重构社会制度以使得共同体能够发扬它的目标并避免重犯先前错误的重要性。“个人的生命年限非常宝贵和短暂，他的工作年头屈指可数，他能独自完成的事情也很有限。但人们已经学会了建立制度”。米德关于共同体的许多讨论包括了对社会批判的内在道德律的考察。这些批判“可以说，是将共同体从一个狭义和有限的范围回归到一个更为广义的范围”。关于社群制度在人类践行中的角色和社会批判的本性讨论，在杜威的思想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对共同体的本性和共同体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做的许多考察中，都有必要考察个体——即创造、维系和从共同体中受益的自我。在讨论自我的起源时，社会实用主义者们不是将自我作为个体的诞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加以讨论，而是将之作为在与其他个体共同体地生活在一起的过程中出现和发展的东西来加以讨论。在他们的观点中，个体通过他们所生活的共同体而不是单纯地在共同体中发展了一种自我意识的感觉。因此，社会实用主义者不是依据是否与他者分割或忠诚于某个事先设定的轨迹来看待自我，他们的分析强调自我在社会语境中的显现。显现的自我彻头彻尾是社会性的，他们在其中成长，而且由于他们的共同体生活而在一个共享的生活情境中发展。 在杜威看来，人类个体天生是社会的动物，对这样的社会动物而言，共同体是自然的。杜威进一步指出，共同体是必要的：我们需要群体而变成为人。我们在共同体生存中发展我们的人性和个性。“学会成为人，”这个过程，杜威写道，“是永无止境的”（LW 2：332 ）。参与共同体对实现人类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种参与使得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可能拥有更多样化和更丰富的经验。 杜威和其他的社会实用主义者所指出的人类个体的另外一个基本的方面是，习惯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习惯使得我们的行为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它使得我们能够在每一个特殊的步骤上无需深思熟虑和规划行为就能行动。不仅如此，习惯还具有相当的持久性。“不管最初的境况有多么偶然和不合乎理性，不管当下存在与形成习惯的那些条件有多么不同”，“它会一直坚持下去，直至环境坚决地拒绝它”。由于习惯的中心性和重要性，我们无法冀望从中得到某种“解放”。相反，我们需要认可它们对生活的普遍重要性以及它们对特殊习惯的特殊影响。杜威写到：“那些我们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的习惯，不是由我们来支配，而是支配着我们，他们推动和控制着我们”。而且，它们将继续这么做直到“我们开始意识到它们所完成的东西，并且通过了对结果的价值评判”（MW 9： 34-35）。 对我们目前的这个共同体的主题来说特别重要的是那些我们称为习俗的社会习惯。关于这些社会习惯，杜威写道：“个体的大部分的重要习惯是由他们所出生和成长的先前社会的习俗所决定的”。这些习惯当中包含的是 “德性的大部分内容”(MW 6:413)。这些社会习俗或传统确立了组织行为的方式，我们目前总的来说对这些方式感到满意,也最大程度地愿意保卫它们并将它们发扬光大。这些制度之所以能够给我们分享的生活设定秩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对共同体的成功生活的重要性。设定了给我们团体中的进行过程中的必要活动规定秩序的可能方法的虚拟数量上的无限——这些活动是像生育和孩子的抚养，工作的分配和团体的经济产品的分派，通过医疗、农业和宗教等管理实质上是我们自己的地方，等等——这个被采用的制度系统必须是而且必须被感受到是合适而有力量的。 尽管对其他多种多样的可能路径持更为开放态度的个体可能把他们的社会程序看作主要是专断的，然而,团体的更典型的成员把这些程序看作是自然和正确的，实际上优于任何别的地方路径。杜威写到,由于社会的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