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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纸手令长约32厘米、宽约24厘米，红色书边线框，内红竖线为格，边框右上方加印“秘秘”两字，格内中央下方印有“陆军”字样;全文竖版，由刻字水印部分和钢笔手写部分组成，并盖有“步兵第三旅团长之印”篆刻印章。“这是1931年9月17日(昭和六年九月拾七日)，日本关东军驻长春步兵第三旅团长长谷部照俉下达给步兵第4联队长子爵大岛陆太郎‘对事变计划准备有关的文件命令’，编号为步三旅乙第一六九号。”宋金和告诉记者，手令记录了以下几个关键点：第一，第4联队抽出1中队作为旅团预备队;第二，第4联队与铁道“守备队”强袭奇袭北大营;第三，驻长春主力一部攻打柳条湖附近和长春的中国军队。 日本侵略者妄称是中国军队发动的‘9·18事变’，缘何其在9月17日的作战预案手令中就有体现?”宋金和说，近现代战争史表明，用武装冲突制造事端，进而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这已经是一切非正义战争的规律。在制造升级事端的同时，日本侵略者亦步亦趋，加紧进行着侵华军事准备——1931年4月中旬，日本参谋部调驻仙台的多门二郎中将师团长率领的第2师团，代替京都第16师团到“南满”换防;8月下旬，关东军从国内运来飞机30余架、野炮20余门至苏家屯、浑河车站附近;9月上旬，日军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等在辽宁兵工厂、沈阳北大营附近举行大规模包围式攻击演习……此时的东北已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前夜了。 　　这纸手令是“9·18事变”前日军有关作战部署命令中的一个，对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蓄意制造“9·18事变”的历史真相，无疑提供了强有力的铁证。 “不抵抗”实际上是事变前南京与张学良方面的“共识”。该“共识”之基础，乃是认为日本政府有能力控制日本军方，使冲突不致扩大。故而，事变前夕，宋子文已与重光葵商定，将于9月20日同赴东北，对中日悬案做通盘商讨。此前之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也已打开僵局，结案似已指日可待。 如南京之所料，日本外务省确曾阻挠过事变。在获悉“关东少壮军官图迫中国军队使其冲突”之密报后，外相币原喜重郎曾电训驻奉天总领事，命其取缔企图寻事之浪人，时为9月5日。电报称：“近来关东军坂垣大佐，在贵处储备相当丰厚之资金，策动国粹会浪人，制造中日事变。闻将……在九月中旬作具体之行动。希对浪人，切实取缔。”④但这种阻挠未能发生实际效果，南京显然错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约束能力。 1945年5月初，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的视线逐渐转向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抗日武装也不断打击和消灭日军力量。关东军只好重新扩充力量，进行备战。为此，日军大本营命令关东军司令官，由满洲自身实行全体动员，动员最大兵员指数为九十万。实际上这只是个理论数字。1945年5月5日，关东军从中国派遣军转隶34军和39、59、63、117师团，并于6月初开始对在满洲的日本适龄男子实行全体动员，好不容易才搜罗了约25万人（一说这25万为退役“在乡军人”）。由于缺乏兵源，日本不得不将各殖民地的附庸军，编入关东军的作战序列。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似乎恢复了关东军强盛时期的军事编制数额。可怜的是，新扩编部队的军官、战斗骨干都等于零。统帅部一个军官也抽调不出来，仍然全靠关东军就地取材。这样的军队能否进行现代化的大兵团作战，不言而喻。 这种“反复无常”，恰恰才是对“不抵抗”历史真相的完整反映 及至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利用“国联”展开外交运作，对东北局势仍有挽救余地。“特种外交委员会”（专为解决事变而设）之最机密报告，对形势判断非常准确：“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其外交当局……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国联……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不能采取任何有力之制裁。”至于中方对策，虽“决不先对日本宣战”，但“军事牺牲，亦所不恤”，尤其是“对于锦州方面，如日本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俾中国不至瓦解而亡。”⑤ 换言之，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之“不抵抗政策”，实以锦州为最后底线。蒋介石亦曾多次致电张学良，望其务必坚守锦州。但张最终仍以“要玉碎不要瓦碎”为由，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⑥张之所以如此，军阀心态，固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国民政府之分裂、内斗愈演愈烈，且严重波及张，亦是其心怀疑惧不愿抵抗的根源。 事变发生前，宁（蒋介石）、粤（胡汉民）分裂，武力相向。粤方甚至曾三次派密使赴东京会见外相币原，谋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之“既得权益”，作为购买日本武器的交换条件。事变发生后，蒋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欲谋统一，然粤方志在倒蒋去张，并无共赴国难之念，如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对日方所言：“日本除蒋去张之主张，与粤府毫无二致”，且谓倒蒋成功后，粤府可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谋妥协。⑥ 故而，当锦州告急之日，恰是粤方激烈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之时。蒋乃张学良之政治靠山，蒋下野，势必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