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行会与贸易船长的商务契约.PDF

第36卷第5期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36,No.5 2006年9月 JournalofZhejiang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Sep.2006 明末澳门葡商对日贸易的若干问题 戚印平 (浙江大学哲学系，浙江杭州310028) 〔摘 要」明末澳门葡商的对日贸易具有大航海时代典型的多元特质:它是由澳门葡萄牙商人的商 业行会在广州的外贸易集市上统一购人以生丝为主的中国商品，用定期商船的形式输往 日本;由于葡萄 牙王国实行 “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的海外政策，澳日贸易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密切相关，并成为后 者的主要经费来源与换取传教许可的政治筹码。因此，当贸易与政治情境发生变化时，澳 日贸易便与宗 教传播同归于尽了。 关〔键词〕澳门葡商;日本;贸易;宗教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一942X(2006)05一0155一08 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明末澳门葡商对日贸易(以下简称 澳“日贸易”)是一个不好定位的问题:从贸 易双方的国籍看，澳门葡萄牙商人及其日本顾主使得这一交易更像是国际贸易;但就贸易商品的种类及 其运送路线而言，它显然又是传统中日贸易的延续和新兴中外贸易的发展。事实上，澳日贸易的多重属 性恰恰反映了大航海时代方兴未艾的全球市场的典型特色，它不仅改变了东亚的传统贸易格局，而且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澳门这一商人自治城市的市政体制演变。因此，澳日贸易的讨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一、商业行会与贸易船长的商务契约 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历史属性，葡日关系和葡日贸易的初始时间基本一致。自1542年 “种子岛 奇遇”之后，葡萄牙商船便一再经由中国驶往日本;在1551年后，它们开始将某些南中国海岛屿作 为前往 日本的中转站;在 1555年和 1556年，达 ·伽玛(DuartedaGama)和马什卡雷尼亚什 (FranciscoMascarenhas)在由马六甲和果阿前往 日本途中，曾在上川、浪白澳、妈港(澳门)作过停 留1〔1239-360;当葡萄牙人在1557年正式获得澳门居留权之后，每年一度前往日本的葡萄牙大帆船 便构成了澳日贸易的基本形式。 必须注意的是，澳日贸易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葡萄牙王室一直以“加比丹 ·莫尔制 度”的形式，对包括澳日贸易在内的远东商业航行加以严格控制。早在1546年至1547年，葡萄牙 国王若阿三世曾先后任命贵族莱昂内尔 ·德 ·索萨(LeoneldeSousa)为 “中国及 日本航海的加比 丹 ·莫尔”。根据惯例，统领船队的加比丹 ·莫尔不仅享有特定航线贸易独占权，身兼贸易总监、舰队 司令及外交代表等多种使命，而且还可以国王或印度总督的名义，在沿途各地出任最高行政长官， 故又被称为 “海上巡抚”或 “移动总督”。 [收稿日期]2006-02-08 [本刊网址 在·线杂志]/soc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资助项目“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205000-81133) [作者简介]戚印平(1954一)，男，浙江上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耶稣会史及文化交流史研究。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6卷 可以想像，在这一垄断性的官营体制下，澳门葡萄牙商人的经济权益受到极大限制，出于生存 压力，他们建立起名为ArmaQdo阿尔玛萨)的同业行会，由它代表全体澳门商人与前往日本的加比 丹 ·莫尔订立商务契约，以确保澳门市民的基本利益。关于ArmaCdo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李玛 诺(DiasMamuel)神父在1610年的报告中作了解释。他说:“葡萄牙人携带中国商品前往日本的最 初时期，没有国王给予的许可书，任何人都不得进行这种交易，葡萄牙国王一直确保他规定的这一 权限。这一救令使许多贵族竭力服务于国王。这是国王在印度施行的恰当措施之一。以前就这样 进行航海。当时，率船从印度来到当地的加比丹 ·莫尔(船长)，就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