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研究国内外现状分析.doc

.路遥研究国内外现状分析：国内路遥研究围绕着路遥代表作中篇小说《人生》的发表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形成两个研究高潮以及路遥去世至今形成的收获期。路遥研究始于其在1980年《当代》杂志第3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后其资深评论家秦兆阳先生对其的评论“这不是一篇针砭时弊的作品……他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辨不清、思想水平并不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至造成巨大牺牲的革命干部”（秦兆阳：《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198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秦老充分肯定使路遥第一次为全国文学界所注意。1982年路遥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标志其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中篇小说《人生》，很快这部描写“城乡交叉地带”知识青年——高加林的爱情故事题材的小说，由于其独特的视角和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作品主人公在面对现代性焦虑的过程中青年人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可争议的论题而很快风弥大街小巷，一时间好评如潮，但同时评论界也围绕着高加林典型性格论、作品的审美特征以及“城乡交叉地带”等问题而热烈的争论。评论界在争论基础上最后较为一致认为高加林是路遥塑造的一个性格丰富的典型人物形象。当时，评论界把问题主要集中于高加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上即：一是高加林是不是“新人”的问题。梁永安认为高加林是“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梁永安：《可喜的农村新人——也谈高加林》，1980年10月7日《文汇报》）；雷达认为高加林“有辨不清两种文明的弱点，但主导方面还是新的因素居多……但总体看来，他在精神上是一个新的人物但不是通常所说的‘新人’” 雷达：《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青年文学》1983年第2期）。二是高加林是不是个人奋斗者、个人主义者的问题，曹锦清认为高加林是“一个孤独奋斗者的形象”（ 曹锦清：《一个孤独奋斗者的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而蔡翔认为“高加林的自尊在‘挑粪’一节中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屈辱从反面教育了他，催化了他愿望中的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因素，并且煽起了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蔡翔：《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上海文学》1983年第1期）。同时他认为社会应该对高加林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滋生担当一定的责任。对于高加林复杂的人物形象，许多评论家也经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激烈争论之后虽有分歧，但大家公认高加林是路遥为新时期文学画廊塑造的复杂人物形象，“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史是当之无愧的”（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就其美学特征而言，评论界认为该作品具有“深沉”与“宏大”的审美特征。白烨认为路遥作品的结构“不仅注意构筑大起大落而又环环相扣的外在情结，而且注意到铺设涟漪连绵的显现人物内心风暴的内在情节，并常常把二者交叉穿错起来，在波折迭出的矛盾冲突中层层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明晰的揭示出促进人物行动的内在的外在的因素”指出路遥的作品有着“执着而严肃的艺术追求”（白烨：《执着而严肃的艺术追求》，1983年5月10日）。李星指出“深沉、宏大正是路遥所具有的艺术气质，也是他在全部创作过程中所苦心孤诣追求的艺术目标”（李星：《深沉而宏大的艺术世界——论路遥的审美追求》，《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评论家把“城乡交叉地带”作为解读路遥作品的金钥匙，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对于该问题有评论家王愚的论文《在交叉地带耕耘——论路遥》（《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李勇认为“‘交叉地带’这个典型环境和高加林这个典型人物，是路遥为当代中国文学做出的突出贡献”（李勇：《路遥论》，《小说评论》1986年第5期）。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把握，为准确解读路遥小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综上，从一九八零年《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诸问题所引起的高度关注的这一阶段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在该阶段内确认了高加林这一典型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画廊中的典型性、确证了作者作品“深沉”与“宏大”的美学特征，明确了路遥善于在“城乡交叉地带”构建小说世界、表现审美理想的创作特点。但该时期由于路遥研究大多停留在以人物形象为主的文本解构和阐释阶段，而并未能够深入到路遥研究的创作心理，更没有在文化及站在时代背景上给与合理化解读，所以，该时期的路遥研究仅仅是情感的外化阶段而对其的认识也并未上升到更高一级的理性层次之。一九八六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第六期发表后，单行本相继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一九八八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三次播出了《平凡的世界》，直接听众超过三亿。一九九一年三卷本《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从一九八六年到路遥逝世，围绕着《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以及作者对现实主义的新开拓和贡献、作品所具有的“史诗化”的美学特征和对于典型人物的典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