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在出版中安身立命-张元济图书馆.DOCVIP

张元济，在出版中安身立命 吴永贵 1936年,张元济70岁。由蔡元培、胡适和王云五发起,收录当时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学者在各自领域的学术论文,编印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以此特殊方式为这位出版界前辈祝寿。在“征文启事”中,张元济被朋友们称为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这是对张元济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态度的高度概括。 　　张元济(1867年-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二十六岁中进士,授职翰林院庶吉士。1895年,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后,“维新”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张元济自然难以置身事外。他常与强学会首脑议论时政,并全力投身于养育新知的通艺学堂的建设。为更方便了解西学,已三十岁的他开始学英语,了解西方的现代学校、铁路、采矿、电报、法律等与传统儒学完全不同的“实用”知识。戊戌变法开始时,他作为维新派,亦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他也跟着受到牵连和处分:革职永不叙用。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认识到,“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而救治的良方,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养人才、传播新知、转变风气,这才能给变法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最终取得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躬身反省,培植了他后来选择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出版作为终生事业的思想根基。1898年10月,被贬黜的张元济离开京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来到了“新学枢纽之所”的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而其主要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版西学书籍。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到处寻找印刷生意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二人一见如故。 　　世间的事充满偶然与必然。如果不是夏瑞芳有借重文化人的心思,如果不是张元济的思想有了改变,他们的相遇也不会促成现代出版业重镇——商务印书馆的崛起。1902年,受夏瑞芳的热情邀请,张元济毅然辞去南洋公学职,到商务印书馆任事。张元济的到来,为早期商务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方向。商务的主体业务逐步由印刷转变为出版,并渐及其他与教育相关的事业,例如兴办学校、创办图书馆、制作教具仪器、拍摄电影等。张元济的个人地位和声望,也给商务带来巨大的作者资源,在与知识界、政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紧密联系中,商务猛增了许多声名烨烨的合作者。有论者说,这是近代传统士大夫与工人阶层、文人与商人成功合作的鲜见例子。 　　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到商务印书馆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写适应现代教育的教材。20世纪初叶,新式学堂纷纷设立,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师资和教材的极度匮乏。张元济曾有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办学的经验,对时势的敏感,使他果断抓住机会,以教育热情和专业意识,推进教科书的编撰。他主持编写的“最新”系列教科书,以其完善的内容和形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当时的教育革新。正是这套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按照教育原理编写而成的教科书,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地位。 　　教科书的成功,使张元济更加坚信了出版于教育的意义,也坚定了他把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处。1904年,汪康年转告张元济,说清廷拟请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张复信辞谢,表示进入商务后的心情是踏实的:“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类似的辞官事件还有1907年辞外务部、邮传部任职,1913年辞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职;类似的表达还有1917年致蔡元培信:“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在张元济的心目中,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他事业的重心、人生的园地和实践自己素志的好地方。 　　从张元济留存下来的日记来看,记载的内容也确实大多为出版事务,而且颇为细碎琐屑,从制定馆务规则、购进新式机器、图书销售发行,到某人违纪应予处分等等,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张元济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实业,实业家的身份又使他力避“务虚”,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所以章锡琛说他“没有丝毫官僚习气,他在编译所中,每天总是早到迟退,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张元济“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事务主义工作方式,从一个侧面颇能反映他做事为人执著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张元济还有他超脱的一面。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包括精力的有限与思想资源的有限。在五四新思潮蓬勃兴起的时候,他一方面尽量跟上潮流,另一方面则心生退志,照他的说法是“引避贤路”。1920年春,他五十五岁,宣布辞职引退,而且没有商量余地。在答复孙壮、孙伟的信中,他谈到辞职的根本动机:“……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