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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岁生曰发言稿 　　八十岁生日有感伯特兰·罗素　　自童年时代起，我一生的重要阶段都致力于实现两个不同的目标。长期以来，这两个目标始终是分离的，直到近几年才合二为一。一方面，我想了解是否一切都是可知的；另一方面，我想尽可能去创造一个更加快乐的世界。直到38岁为止，我大部分精力都致力于第一项事业。我被怀疑主义所困扰，极不情愿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传授的大部分知识都可以合理地公开质疑。人们需要宗教信仰，我同样需要确定性。我曾以为，确定性只有从数学中才更有可能发现。然而我却发现：老师希望我所接受的许多数学演算却充满了谬论；假如确定性果真能从数学中发现的话，那么它一定隐藏在一种新型的数学中，因为它的基本原理比迄今为止人们认为无懈可击的数学原理更为可靠。然而随着工作的进展，我时时想起大象和乌龟的寓言故事。我构想了一个支撑数学界的大象之后，却发现这个大象踉踉跄跄，于是我接着构想了一个乌龟，以免大象摔到。但乌龟并不比大象更稳妥。经过大约20年的辛勤耕耘，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使数学知识不容怀疑这个方面，我已尽了全力。后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人类的苦难和愚昧这个问题上。对我来说，苦难和愚昧似乎并不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事情。我相信：只要人类不自我毁灭，智慧、忍耐和雄辩终究会指引人类走出自己强加于自己的苦难。　　基于这个信念，我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很乐观，尽管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这种乐观主义变得越来越淡薄，幸福问题越来越遥远。但我仍然不能完全赞成宿命论者认为人类生于忧患的那种观点。过去和现在的不幸根源不难查明。由于人类无力征服自然，贫困、瘟疫和饥荒长期存在。由于人类敌视自己的同类，战争、压迫和苦难一直不断。悲观的信念滋生了病态的痛苦，致使人类内部极不和谐，从而造成外部的繁荣毫无成果。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就这些问题而言，我们知道有办法解决。在现代世界，如果社会成员不幸的话，常常是因为无知、恶习、信仰和情感依然存在。对于他们而言，这些东西高于幸福，乃至生命。我发现：在这个危险时代，许多人似乎都喜欢痛苦和死亡；给他们指明希望之路的时候，他们却愤怒。他们认为：希望是缺乏理性的，而懒散绝望的端坐才是面对现实。我不能赞同这些人的观点。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心存希望需要智慧和力量。那些绝望之人往往缺少的就是力量。　　我的后半生一直在人类历史的痛苦年代中度过，在此期间，世界越发令人讨厌，过去似乎已成定局的胜利结果只是短暂的。我年轻的时候，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人们认为自由和繁荣会循序渐进地遍及世界。人们希望残忍、专制和不义会逐渐消亡。几乎没有任何人因担心大规模的战争而提心吊胆。几乎没有任何人把十九世纪看作是野蛮过去和野蛮未来之间的小小插曲。对于成长在那种氛围中的人们(来自:写论文网:八十岁生曰发言稿)来说，适应当今世界一直很难。不仅感情上难以适应，而且理智上也难以适应。曾被认为是周全的想法已证明不再周全。在某些方面，珍贵的自由已被证明很难维护。在其它方面，尤其是民族关系方面，一度曾被崇尚的自由已被证明是灾难的祸根。如果这个世界要从目前岌岌可危的状态中摆脱出来，那么，新的思想、新的希望、新的自由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新的限制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我不敢说自己在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方面的贡献有多大。运用教条主义的简明信条去产生巨大的效应，相对说来是不难的。然而，就我而言，我相信人类所需要的并不是简明或教条。我也不会真诚相信只涉及局部或局限的人类生活的任何片面学说。有人认为：社会制度决定一切；良好的社会制度势必迎来千禧之年。然而，也有人认为：转变心态才是必要的；相比之下，社会制度无关紧要。我不能接受任何一种观点。社会制度造就杰出人物，杰出人物改变社会制度，这两者的改革必须齐驱并进。如果个人想要适度保持他们应有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就千万不可强迫他们全部进入一种刻板的模式；换言之，不可把他们训练成一支军队。多样性尽管杜绝了对单一信条的普遍接受，但却很有必要。然而，在困难时期灌输这样的教条尤为艰难。直到从悲惨的经历中吸取到惨痛的教训时，也许这才会有成效。　　我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对其整体回顾的时刻已经来临。我的成功达到什么程度？失败又达到什么程度？早期时代，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了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大约75年前，在三月寒冷的阳光下，我独自走在冰雪消融的迪厄加廷，并决定写两套丛书：抽象的那套逐渐变得更为具体；具体的那套逐渐变得更为抽象。这两套丛书综合了纯理论与实用社会哲学的观点，演绎得非常成功，一直深受欢迎和赞扬，并且影响了许多人的思想。从这个范围来说，我成功了。　　然而，成功的背后定然有两种失败：外在的失败和内在的失败。　　先谈外在的失败：迪厄加廷已变成荒漠；我在那个三月的清晨进入此地所穿越的勃兰登堡.托，如今已变成两个敌对帝国的边界。这两个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