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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侵权责任法》中紧急医疗措施权规定的建议与分析 近年来，一些引起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案件层出不 穷，迫使人们不得不关注反思医患关系及其复杂性，思考特 定环境下医疗机构及其医疗人员的救治权利与责任问题。 2007年发生的肖志军案便颇具典型。2007年底，肖志军带 怀孕的妻子到北京市某医院治疗感冒，却被告知其妻子己感 染肺炎且情况危急，建议马上剖腹产，但其妻子昏迷以致不 能表达意愿，肖志军坚持拒绝签署手术单，而医院又无法与 其妻子的近亲属取得联系，无奈之下医生只能采取药物治 疗。最终，肖志军的妻子与其未出生的孩子双双殒命。此案 发生时《侵权责任法》还没有出台，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 条文对此种情况进行规制，医生也还没有被法律明确地赋予 紧急医疗措施权。但时至今日，若此种情况再次发生，就一 定能够确保悲剧不再重现吗?笔者以肖志军案为例，对《侵权 责任法》下紧急措施医疗权的规定进行阐述。 1紧急医疗措施权的规定及其积极意义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医生在遇 到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时，如果不能征得患者或 其近亲属意见，可以经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人批准 后，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此条是在合理借鉴相关医学 条例的基础上对抢救危急患者等紧急情况所做的特殊规定。 学界上将其概括为紧急措施权（当然，对于此种紧急措施到底 是医生的权利还是其义务，学界仍有很大争议，在此，不做 赘述，笔者以其作为一种权利为前提来进行论述）。从该条我 们可以看出，紧急措施医疗权的适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 必须是在紧急情况下;二是必须是不能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 意见的情形下。面对于不能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意见的情 形，主要指患者无法表达意志且没有近亲属相伴，并联系不 到近亲属的情况，不包括患者或其近亲属十分明确地做出拒 绝采取医疗措施的答复的情况。 紧急医疗措施权建立在对医生职业操守的尊重和对 其医学专业知识及技术的信任之上，能够在特殊情况发生时 更好地保护患者的权益，避免了单纯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 带来的弊端。现今，由于医患矛盾十分普遍，导致在一些紧 急情况下，医生若无法取得患者同意或者联系不上患者家 属，宁可选择背弃职业道德采取消极的救治态度来抢救病 患，以免承担一些不利后果或不必要的责任。而紧急医疗措 施权的提出，为医者在特殊情况下抢救患者提供了法律支 持，使他们可以在法律的指引下无后顾之忧地对患者进行救 治。其实，在肖志军案发生后不久，浙江德清县又出现了一 起类似的事件，面对因生产而至病危的状况，产妇家属难以 相信并拒绝签署手术单。但与肖志军案不同的是，德清县医 院的医生积极调请专家并且上报卫生局，在患者及家属未签 字的情况下创造条件进行积极救治，最终母子平安。由此我 们不难发现，这表面上给予医者权利的举措，实质上保护的 是广大患者的切身利益。 2紧急医疗措施权规定之不足 紧急医疗措施权固然有它的积极意义，但结合现实 与案例，我们不难发现法律对其的规定还存在很大的漏洞。 首先，对于紧急情况，法条只明确列举了生命垂危 一种情形，然后以一个等字概括了之。一方面，这突出了立 法的前瞻性，以兜底性的字眼来涵盖现今不能发现但随着社 会发展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但另一方面，由于立法者并没有 对此做具体的解释，所以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如若仅局限于生命垂危，则其适用范围太过狭窄。但由于没 有具体的解释，医生、患者乃至司法者又不敢盲目对号入座。 所以，列举情形的单一导致很多现实情况不能更合理地被包 含进来。 其次，因为难以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同意的被认为 包括了患者或其近亲属明确表示不同意的情形，而在现实中 此种情况虽确有发生，但对于如何处理在认识上意见并不一 致，所以《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以更具操作性为 由将第二次审议稿的同意的表述修改为意见。但笔者认为， 虽然对于患者或者近亲属明确表示不同意的情况在如何处 理上分歧较大，但法律不能避重就轻对之概而不谈，否则法 律形同虚设，根本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在肖志军案中，肖 志军的妻子陷入昏迷，在医生讲明情况后肖志军坚持拒绝签 署手术单，此即上述所提到的患者或者近亲属明确表示不同 意的情形。当然，此案发生时《侵权责任法》还没有出台， 医生只能在尊重患者、尊重家属的基础上保守治疗，因此最 终酿成惨剧。但假如把此案放到现在，悲剧或许依然不能避 免。因为虽然有生命垂危的紧急情况，但由于患者或其近亲 属不同意采取医疗措施的情况被排除在紧急医疗措施权行 使的条件之外，所以医生还是无法行使紧急医疗措施权实施 手术，结果自然不言而喻。2010年10月广州就有这样一则 案例，一位刘先生醉酒倒在路上，被好心的市民送到医院， 其两位姐姐随后闻讯赶来，但由于痛恨刘先生的一贯表现， 两位姐姐在得知要立即进行手术后均拒绝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