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汉武帝对内及对外之政策并言其得失.DOCVIP

Pol C05 PAGE 3/3 試述漢武帝對內及對外之政策，並言其得失。 漢武帝在位55 年，對內則厲行變革，修明治道，強化皇權，外則大用武功，大事擴張。使漢攀上隆盛局面。現就漢武帝對內、對外之政策，作一介紹。 政治方面，武帝一改高祖以來放任無為之法，實行陽儒陰法，強化皇權。武帝有鑑文景期間爆發吳楚七國之亂，幾乎動搖了漢室根基，乃嚴行景帝時削藩之策，採用主父偃之議，頒推恩令。於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後又以種種藉口，奪爵除國，取消大批侯王，於是諸侯勢位更弱，無力與中央抗衡。 削藩既將地方王侯勢力革除淨盡，武帝乃重行郡縣制，取替漢初之郡國雙軌並行制。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武帝又將全國劃分13監察區，稱為州部，委刺史代表中央監臨地方，督察州內各郡。稍後又以戾太子巫蠱之禍，於京畿置司隸校尉，督察畿內州郡。 另外，武帝為削弱相權，提高君權，對宰相屢加貶逐。自公孫弘去位，任宰相的共有16人，而獲罪自殺的有4人，下獄處死的3人，相權因而大為削弱。此外，武帝特意提擢一批低級官僚隨侍左右，讓其可入省禁，顧問應對，參與大政；同時又准許掌書札文牘的尚書，可出納章奏，操持機柄，並參用宦官為中書，以行尚書之職，形成所謂內朝，與丞相為首的外朝相對。自此，皇帝可通過內朝親信，行獨裁政治，漢皇權的高漲，由武帝確立。 武帝為吸引人才，扭轉漢初以來功臣及權貴子弟恩蔭的局面，同時為實現以儒家定於一尊目的，除設五經博士，興辦太學，立博士弟子員以儲才外，更厲行察舉制。於公元前127年下詔，嚴格規定「於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斷任也，當免。」稍後又於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元）下詔選舉茂材。自此，平民有才德的學者，均憑察舉，拔薦中央，漢士人政府之局面，得以形成。 經濟方面，武帝鑒於其即位後，「外事擴張，內事興作」的龐大開支，及改善西漢以來普遍的貧富懸殊現象，於是推行一系列的新經濟政策。首先，為針對漢初以來日漸嚴重的土地兼併問題，武帝實行統一貨幣，頒行五銖錢，嚴禁私鑄，藉以打擊盜鑄，堵塞豪強囤積貨幣以進行兼併的活動。其次，對商賈徵算緡、告緡，並嚴厲執行。這等措施既壓抑商旅投機，同時亦藉徵收商稅，以增國家收入。 就穩定物價方面，武帝厲行鹽、鐵、酒專賣，設鹽官、鐵官，管理鹽鐵的生產銷售，又於公元前98年，規定釀酒為國營，民不得參與。武帝又設平準法，於京師設平準官，收購各地貨物，按首都市價的漲落，衡量各物價格，賤買貴賣，調劑供求，平抑物價，防止不法奸商囤積居奇。另外，武帝又行均輸法，於各地設均輸官，凡地方貢物，不必運赴京師，可就近以高價出售，收入全交官庫。 學術思想方面，武帝放棄漢高祖至文、景實行的黃老無為之治術，轉崇儒術，並接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而獨尊儒家，以期達強化皇權，定思想於一尊的目的。武帝又提拔大量儒生充當官職，同時採董仲舒建議興太學及立五經博士，廢五經以外各博士；其後又採納公孫弘的提議置博士弟子員，定其名額，自此以儒術為考課升遷的標準，儒學作為國家主導思想地位，更為穩固。 此外，武帝又於公元前110年實行封禪太山。又曾命唐都、落下閎、司馬遷等二十多人修曆法，創立太初曆；再於太初元年，改正朔，「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藉以顯示政權是上天所授予的。 對外政策方面，武帝一洗漢初至文、景年間退守屈辱的和親政策，乘國力恢復，派衛青、霍去病、李廣等北伐匈奴，將其逐往漠北，封禪於居胥後才班師而還。又打通河西走廊，置敦煌、張掖、武威、酒泉四郡。此外，武帝又兩次派張騫出使西域，實行鑿空，開啟中國與西域的正式關係。至於東、南方的經營，武帝曾派楊樸等人遠征朝鮮，立玄菟、樂浪、真番、臨屯各郡；又派兵攻入閩越，把當地民民遷往江、淮一帶；稍後又派遣路博德、楊僕率兵攻南越，增設九郡。武帝又曾出兵或遣使到西南地區，在西南地區設置益州等郡加以管理。 武帝在位期間推行之內、外政策，對漢室國力及日後之發展，關係甚大。現就其施政得失，綜述如下： 就內政方面來說，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掃除地方王侯勢力，有助建立一強大政府，令國家基礎更為穩固。其厲行察舉取士，開放仕途，令平民可憑個人才德，獲取官職，於是漢室人才輩出，且下啟千百年士人政府局面。但武帝之提高君權，侵削相權，實開獨裁之風；且其移外朝權力於內朝，重用外戚和宦官，卻使戚宦勢力日大，暗埋東漢戚宦相亂政的遠因，對漢室政局的發展甚為不利。 經濟方面，武帝的新經濟政策，為國家廣開財源，實有助解決頻密對外用兵及大事建設而衍生的財政問題。此外，武帝的統一貨幣，實行平準法、均輸法，採用算緡、告緡等，皆有助打擊豪強，抑制兼併。但武帝雖積極開源，惜其早年好大喜功，耗費太大，令國家出現嚴重經濟危機。其打擊豪強、商賈，皆在防其囤積以謀利，而未能解決漢初以來日趨嚴重的土地兼併問題；而其限制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