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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内文化放到重要位置上来研究 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党内文化新论》一书，着实是一部充满了开拓性的著作。作者汪洋是一位年轻的中级领导干部，有着丰富的领导实际工作的经验。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置身实践，而且研究和思考实践，在繁忙公务的同时，契而不舍，穷六年之心力，从政党文化的高度考察和把握执政党的运作问题，探索执政党建设的新路径，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论著。这件事很有意义，可喜可贺。 　　一 　　文化到底是什么，至今也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有人统计，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称得上是一家之言的关于文化的定义超过二百个。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大体清楚的：文化是人类自己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参与创造出来而又对之有强烈依赖的一种生存状态，是一个把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都包含在内的庞大系统。或者如人们诗意地描述的，是“精神的家园”。由此而论，党内文化，就是一个政党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己独有的生存状态，政党活动在其中，受其约束和规范，同时又从中获得活力。因此，和构成政党政治的其他方面相比，政党文化是一个更系统、更带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视角。对政党文化建设予以关注，无疑是抓住了执政党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 　　从更加系统、更加本源的角度思考执政党建设问题，正是我们党及其事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领导革命斗争和计划经济的党转变为领导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执政党，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这一深刻的转变，给我们党带来的挑战和发展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党所面临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从任何一个孤立的方面来研究和思考，都不足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长期的党的建设实践中，我们的确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但是，执政党不同于领导革命斗争的党，领导市场经济的党不同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这两个不同，要求我们改变思维方式，从全新的角度审视我们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运作，进行理论创新。可以十分明确地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就是在这种理论创新的推动下取得的。经常有学者把这种新认识称作“执政党意识的新的觉醒”，很大程度上指的也是这种认识方法论的深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既十分必要，又十分迫切，对广大学者和领导干部来说，是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改革越进入到深次，越需要进行全局性的研究，也越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因为“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对党内文化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可以包括在这类思考当中。文化既不是一个项，也不是相互独立的许多个项，而是许许多多项综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融汇而形成的有机体。思想和道德之间，理想和理念之间，意识形态和制度之间，意识形态主体和对象之间，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之间，都存在极密切的关系。党内文化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一种状态。此外，党内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也极其复杂。执政党的文化极大地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反过来，社会文化又要顽强地在执政党的身上表现出来。因此，思考党内文化，实际上就是在思考党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未来。在汪洋的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这种系统思考。读一读这本书，无论对提高我们把握大局的能力，还是对增强自身的政治修养，都会大有裨益。 　　二 　　《党内文化新论》不仅给我们考察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恢弘角度，而且在论述中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思想和见解，体现了作者对实际问题的敏锐。这里仅举两例。 　　例如，作者提出，建设党内文化，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与时俱进地加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形成一套主导价值体系。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有指导，就有被指导。所以，这个“指导”，讲的是这套思想和接受这套思想的广大党内人群的互动。互动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就成了党内文化的核心。如何互动？一方面，当然是加强教育，把这套理论掰开揉碎，化作思想营养，为大家所吸收。采用的方法，既可以是急风暴雨、运动式的，如各种学习运动，延安整风就是最为成功的一例；也可以是和风细雨的，滴水穿石，润物细无声，靠日积月累的渐变实现，如日常的学习、教育。但是另一方面，思想要被人们接受，必须自身有魅力。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管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要管用，还需把这个原理和各国各党的国情党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对这两个方面都加以重视，不偏废地加以关注和解决，马克思主义对党的指导作用才能成为党内文化的特征。反过来说，如果人们对这一理论的指导地位发生了怀疑，那么毫无疑问，原因应当到这两个方面去找。遗憾的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遇到问题，我们不是从理论自身的发展不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