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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的伦理争论 儿子移植父亲睾丸遭遇伦理问题 26岁的广西男子黄德（化名）在两岁时不幸被狗将整个阴囊和睾丸咬掉。2001年前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求医。因黄德没有兄弟，只能移植父亲的睾丸，对此，已做过数十例睾丸移植的人民医院泌尿科詹炳炎教授介绍，黄德移植父亲的睾丸后，有可能生育孩子。但孩子是喊黄德“爸爸”还是“哥哥”呢？ (摘自2001年8 关于供体方面的伦理问题 案例1：媒体报道，美国加州16岁少女亚拉刚刚过16岁生日，就被告知已患慢性骨癌，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进行骨髓移植，为救女儿，孩子的父母听从医生的建议决定再生下一个孩子，希望在仅有25%可能性中能幸运生下一个与女儿骨髓同型相容的孩子。结果如愿以偿生下了妹妹玛丽莎，骨髓与姐姐完全相同。当14个月时，医生用玛丽莎的骨髓为亚拉实施了骨髓移植。一年后，亚拉完全恢复了健康。 其一，生下玛丽莎的目的是为了救姐姐的命，这对玛是否公正？是否有损其健康？ 其二，父母或医生是否能真正代表玛的利益？ 其三，如果要移植一个心脏，能否生一个孩子取下其心脏？ 关于受体方面的伦理问题 案例2：2001年1月15日，我国留学加拿大的一位22岁的学生在剧烈运动之后感到不适，心脏一度出现停跳。医生确诊为病毒性急性心肌炎，造成心肌坏死。医生采用体外循环方式维持他的生命。由于体外循环在医学上最多只能维持72小时，经加拿大政府多方努力，终于在美国找到与病人匹配的心脏。但当心脏运抵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大学附属医院时，医院里还有几位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后来医生经考虑具体情况和无记名投票，决定将惟一可用的心脏先移植给生命垂危的中国留学生。 案例3：器官市场 随着器官移植手术的日益增多，单靠捐赠等方式获得的器官难免不足。德国图托根医药公司在过去一直从事人体器官生意，庞大的美国市场让他们大赚特赚。 2004年8月5日，乌克兰工程师安纳托里·卡尔扎克在基辅去世，他的尸体被送往当地的法医研究所尸检。当晚，安纳托里的女儿丽娜就接到电话，让她第二天早晨尽快赶往研究所商谈重要事。 当她来到研究所时，和这个法医研究所有关联的一家公司工作人员向她坦述移植皮肤的事项。最后，丽娜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是现在，丽娜知道自己是被忽悠了。这个乌克兰公司因为向德国图托根医药公司提供人体器官正接受检方的问询。而后者又转手将这些人体器官推向美国市场——不光是皮肤，跟腱，骨头甚至软骨都是这家德国公司的“产品”。“这让我太震惊了，”丽娜说，“如果我知道这些，我绝对不会签字。” 一份调查文件透露，2000年，图托根医药公司的仓库中已经存有688个膝盖骨腱、1831个膝盖骨、1848个腓骨、1196个脚骨以及其他20000多个人体器官。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曾经认定20家乌克兰公司有资质向美国市场提供人体器官，但是在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数据库中，这些公司的联系方式都是相同的，都指向位于德国巴伐利亚的图托根医药公司。 案例4：盼望法律法规的出台 “我想死后把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但竟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接收登记。为什么想要捐出自己的器官会这么难呢？”市民闫凌女士近日反映。据了解，我国有大量的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因供体缺乏，许多危重病人不治而亡。跟闫女士一样生前有意愿捐献遗体器官的人不少，但由于无法顺利找到捐献机构，使得他们的美好愿望无法实施。两者的矛盾，到底是什么症结呢？ 抱着“百年之后捐献器官”的想法，闫女士在网上查到我市几个相关的医疗机构，有的表示不接受这样的登记，有的表示如果是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可以，只需要填写一些材料和承诺书，再履行一定程序即可。一个医院的工作人员还告诉她，器官有那么多种，想捐哪些就挨个科室部门去问问。闫女士一听有点哭笑不得，“我这个想捐献器官的人，怎么像到处推销东西的。我能挨个科室去问，我死后，你要我的肺吗？你要我的肾吗？” “听说，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器官移植，但每年能够使用的器官数量不到1万，供求比例达到1∶150。这么大的需求都没有催生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我们的政府部门、相关权威机构应该出面组织。”闫女士感慨地说。 《圣经》中，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就了夏娃，这个故事明显的折射出来几千年前存在于人们想象层面上的移植程序。 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中，描绘了一个叫做凯米拉的吐火女怪，她狮头、羊身、蛇尾，并且背部及尾部又分别伸出一羊头和蛇头。这个怪物，显然是在人们奇特、大胆的想象中，经历了多次移植的产物。在现代移植学中，凯米拉一词成为一个医学术语，译为嵌合体。 1967年12月3日，一位25岁的年轻女子不幸死于车祸，她的心脏却完好无损。这件突发的事件，给45岁的南非医生巴纳德带了一次成功的机会。当天，他为一名54 1、该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