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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 人们在成功使用语言、特别是本族语进行交际时究竟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能 力，弄清这一问题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外语能力的界定。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讨论语言研究的目的时曾涉及到这一问题。他认为（1965：3-4）语言学的任务就是研究本族语者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而不是其语言行为（lnguistic performance）。乔姆斯基把语言能力界定为本族语者内化的语言知识体系，它包括语音、词法、句法和语义等规则。正是本族语者所具有的这种语言能力使他能够理解并产生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合乎语法的句子。很显然，乔姆斯基是从语言的本质属性、以及语言受规则支配这一特征来界定语言能力的（宁春岩，1997：62）。所以，它能说明本族语者为什么能够区分合乎语法和不合乎语法的句子，为什么能够理解或者生成新的合乎语法的句子等问题。 但是，如果从语言交际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乔姆斯基界定的语言能力概念显得过于狭窄。成功的交际，不仅需要一套内化的语言规则体系，而且还必须受到其它一些规则的制约。本族语者必须同时掌握了这些规则，才能正确地运用语言进行交际。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来概括本族语者在语言运用时所体现出的能力。由此，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1972）便提出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这一概念。海姆斯认为交际能力应包括语用知识和能力，即在语言运用过程中，交际双方不仅需要知道交际话语的结构正确与否，还需要知道交际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可行性、得体性和目的性。这也就是说，交际能力使得本族语者能够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式进行交际。 外语能力的内涵 自海姆斯提出交际能力这一概念之后，不少的应用语言学家从外语教学的 角度对交际能力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例如，英国应用语言学专家威多森（Widdowson,1979）从语言的规则体系与交际价值之间的关系入手来探讨交际能力的范畴。他认为，从交际的角度来看，仅有能力去理解并产生合乎语法的句子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交际的成功与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运用合乎语法的句子来实现各种不同的语言行为。他把语言的意义分为两种：一种是语言项目在语言系统中的意义，另一种则是语言在运用中的交际意义。卡纳尔与斯温（Canale and Swain,1980）则认为交际能力是由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语篇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和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所组成。所谓语法能力实际上与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没有什么区别，指的是对语言的规则体系和词汇系统的掌握；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能力指的是对交际语境的理解，它包括交际双方的角色、关系、共有知识、交际目的等的认定；语篇能力指的是结合语篇来理解单句意义的能力；而策略能力指的则是对交际活动的开始、结束、维持、话题的转变、以及交际失误产生后的补救等策略与技巧的掌握。同时，卡纳尔与斯温还认为，由于外语学习者在前三种能力方面与本族语者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所以，外语学习者的策略能力方面还应包括回避难点、简化表达、应付交际失误等技巧的应用。当然，随着外语水平的提高，这类策略与技巧的使用会逐渐减少。 实际上，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外语能力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Stern,1983∶341-357）。但我们认为应用语言学家巴克曼和帕尔默（Bachman and Palmer,1996∶67-75）对外语能力的界定比较符合我们对其的认识。他们认为外语能力主要由语言知识和策略能力这两大部分所组成。语言知识这一部分包括结构知识和语用知识。所谓结构知识（organizational knowledge）指的是构成语句和语篇所需的知识，因此，它包括语法知识，即语音、语法、词汇等构句方面的知识，和语篇结构知识，即接应关系、会话结构等方面的知识。所谓语用知识指的是能够根据交际意图和环境等因素来正确运用语言所具备的知识，它包括语言功能知识（functional knowledge）和社会语言学知识（sociolinguistic knowledge）。语言功能知识使交际者能够明白或达到某种交际意图，而社会语言学知识则使交际双方能在特定的语境中恰当地运用语言。策略能力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目标确定（goal setting）能力，即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交际者能够认定、选择和决定完成某种语言运用任务的能力；二是估计衡量（assessment）能力，即根据确定的语言运用任务来估计或衡量自己是否具有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话题知识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