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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权信托计划 　　资产收益权信托兑付危机　　近日，随着XX年6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中院”)的一纸判令，备受金融界、法律界乃至地产界关注的安信信托“昆山?联邦国际资产收益财产权信托案”(“昆山纯高”案)终于有了阶段性的“官方结论”。值得关注的是，从昆山纯高案判决依始各家媒体对资产收益权信托普遍的悲观性论调到安信信托澄清公告发布后部分业内人士的力挺，本案带来的迷思似乎仍然没有破解。作为持续关注昆山纯高案的法律界人士，笔者基于本案判决来解读资产收益权信托的法律逻辑和实践风险，以飨读者。　　一、案情回顾　　昆山纯高案源起双方于XX年9月签署的《昆山?联邦国际资产收益财产权信托合同》(下称《财产信托合同》)，根据合同，由昆山纯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昆山纯高”)作为该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将其合法拥有的“昆山?联邦国际”项目的基础资产收益权作价62700万元交由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安信信托”)设立财产权信托，其中优先信托受益权规模不低于人民币21500万元，由社会公众投资人投资取得，一般信托受益权则由委托人昆山纯高持有。由于房地产交易中心不接受《财产信托合同》作为主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故双方于同日另行签署了一份《信托贷款合同》，并以此作为主合同并签署《抵押协议》而办妥抵押登记。　　XX年9月贷款期届满，昆山纯高未能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安信信托在多次交涉无果后，最终将昆山纯高告上法庭，起诉的理由为信托贷款合同纠纷，要求昆山纯高公司返还贷款本金亿元以及高达5385万余元的违约金(含利息、违约金、罚息和复利)。而被告辩称《财产权信托合同》才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的纠纷应为资产收益权信托纠纷;而《信托贷款合同》掩盖非法目的，为无效合同，故基于该合同项下的抵押协议应为无效协议，担保人的担保也应属无效，其附属协议《资金监管协议》约定的各项利息、违约金、罚息和复利的约定也无效，根据《财产权信托合同》的约定，罚息仅有1000余万元。　　就此，安信信托和昆山纯高掀起了一场信托界令人瞩目的资产收益权纠纷争议。　　二、何为资产收益权信托?　　安信信托和昆山纯高纠纷案将目前业界常规操作的“资产收益权信托”浮出水面。所谓资产收益权信托，是将“基础资产预售、销售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和处分所形成现金收入的权利”作为初始信托财产，并由信托公司通过管理、运用和处分该初始信托财产，向信托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简单来说，资产收益权信托应至少包含如下要素：　　1.融资方为基础资产的持有人和资产收益权信托的委托人，并且，融资方须以该基础资产的收益权认购信托计划的初始信托单位;　　2.融资方完成信托单位认购后，基础资产的收益权转为信托财产，并且信托公司将该等信托财产对应的部分信托受益权(一般将拟转让的部分设置为优先级信托受益权，融资方保留的部分设置为次级信托受益权)分割后转让予社会投资人;　　3.作为受让信托受益权的对价，社会投资人以货币方式支付转让价款，该等转让价款由信托公司转交融资方(融资方为信托受益权的实际转让方)，融资方即完成本次融资。若以本案为例，其交易结构图为如下所示：　　三、资产收益权信托和集合资金信托的异同　　由此可见，资产收益权信托是在传统的集合资金信托的基础之上创新而来。传统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指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为受益人的利益，将两个以上(含两个)委托人交付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运用或处分的资金信托业务活动。作为信托公司的　　主要业务，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由《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进行规范。安信信托和昆山纯高纠纷案中，安信信托所主张的是信托贷款纠纷，也即集合资金信托纠纷，其交易结构图为如下所示：　　由此可见，资产收益权信托与集合资金信托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是委托人不同，资产收益权信托的委托人实际是融资方，而集合资金信托的委托人是投资人。其次是信托财产不同，资产收益权的信托财产是房地产项目本身，而集合资金信托的信托财产是投资人交付的投资款。再次是受益人取得信托份额的方式不同，资产收益权信托是投资人通过受让信托收益权实现的，交易双方是劣后受益人与优先受益人，而集合资金信托是投资人直接认购信托份额，其后再由信托公司向融资方进行投资。最后是募集资金交付过程中信托公司的作用不同，资产收益权信托中募集资金交付给融资方，信托公司是代为交付的职能，集合资金信托中募集资金交付给融资方是信托财产的受托人管理、运营和处分的具体形式。　　四、资产收益权信托的创生　　资产收益权信托的创设和发展离不开房地产行业的持续调控。受到调控政策的影响，银监会先后颁布了系列规定，其中XX年12月8日颁布的《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通知”)，通知明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发放要以信托贷款的模式对信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