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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古代文学学科建构 学术乃天下公器，因此学术可以也理应参与人类 文明的建设和对话。但出于学科的特性，各个学科的 参与程度不一，参与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传统的中 国古代文学，相对于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 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学科，由其学术传统、研究方法、 治学理念、文献资料等方面的本土性所决定，较少受 到国外其他人文学科的直接影响，向来自足性非常强。 这里的自足性，或称学术历史传统，是就中华传 统文化内部而言的，比如文学经学化倾向（即把文学 经典经学化，使文学成为解经之学，对文学经典进行 经学阐释、章句考证等），意识形态工具化倾向，以 及宋明以来理学心学思潮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甚至是主 导作用等。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个自足的领 域内，其传统的学科形态，要么是以主流意识形态（如 儒家思想）为中心建构的阐释体系，如《文心雕龙》 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明 诗》等，是从本体论到文体论，再到创作论；要么是 依存于其他学科或学问，如经史之学的附庸。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自足性，客观上制约了其进 入世界学术话语体系，参与世界文明建设和对话的进 然，受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中国古代文 学学科也在逐渐改变其形态，但其学术现代化的历程 是比较缓慢的。因此，相对于其他中文学科，就时代 性特别是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而言，中国古代文学恰 恰是最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学科。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现代化历程和内在建构实际 上从近代已经开始。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鲁迅、 闻一多、钱钟书等人的学术思想中，都不乏文化使命 感和世界意识。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走向世界 社会思潮，更引起本领域有识之士的学理自觉，他们 纷纷从西方学术思潮中找寻学理依据，进行新的理论 体系建构探索，如傅璇琮对丹纳《艺术哲学》“三要 素”理论的采用、袁行霈用意象意境概念分析中国诗 歌艺术的尝试、罗宗强对文人心态中介作用和文学思 想内涵的解析等，逐渐推动形成了古代文学与其他学 科如历史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等交叉 融通的局面，其影响直至今日。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现代化和内在建构的另一个突 出标志，是“文化的馈赠”理念的提出。它是与以往 “拿来主义”立场相对而言的。在对亨廷顿“文明的 冲突”思想进行反思之后，袁行霈提出了 “文化的馈 赠”思想。在1998年北京大学举办的汉学研究国际会 议上，他对“文化的馈赠”作了如下的阐释：“文化 的馈赠是极富活力和魅力的文明创新活动，各个民族 既把自己的好东西馈赠给别人，也乐意接受别人的馈 赠。馈赠的态度是彼此尊重，尊重别人的选择，决不 强加于人。馈赠和接受的过程是取长补短、融会贯通。 馈赠和接受的结果是多种文明互相交融、共同发展， 以形成全球多元文明的高度繁荣。因为多元的文明本 来就各具本色，吸取外来文明的内容、分量和方式又 不相同，交融之后出现的人类文明仍然是千姿百态， 我们的世界仍然是异彩纷呈。”表明了对于中华文化 的自尊、自信立场，显示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姿 态。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最终体现在创新能力和创造 能力上，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 力；因此保持文化自信，就是保持中华民族自立自强 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新时代古代文学学科内在建构的特征，首先体现 在以历史的眼光、敬畏的态度、科学的理念，对中华 文学与中华文明进行整体观照和重新认知，以古今中 外文化通观、人文社科内部学科的交叉融通、文献大 数据与人类文明共享互通的意识，参与世界文明的建 设与对话。 从实际情形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世界文明 的对话经历了从被动加入到主动参与，从部分引领到 全面主导的过程。这体现在相关国际学术会议从轮流 主办到以中方主办为主，也体现在学者的关注点从“汉 学”到“国学”的转变，更体现在话题、方法、视角、 阐释、理念诸方面从借鉴外国逐步过渡到中方主导。 而相关学术成果的世界影响，也经历了从“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作者为汉学家）到“中华学术外译丛书” （原作者为中国本土学者）的变化。 其次，以“中华文学”为名，重新建构文学史。 汉族文化、文学在大多数时期是居于主流的、强势的 文化和文学，因而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常常将汉族文 学和其他民族文学割裂对待，以至于那么多部中国文 学史事实上被写成了汉族文学史。树立中华民族充分 的文化自信，对于建构中华文学大文学史观、重写文 学史尤为重要。 例如，每每到了 “五四”，学术界就会面临如何 评价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事实上，正如现代文明的进 程不可逆转一样，现代学术的发展进程也是不可逆转 的。否定新文化运动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求。 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因素已经在宋元明清时期有所孕 育，只是“五四”时期借助外力发生了突变。谁也不 能阻止已经发生的历史，更不能假设历史，或者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