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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语文阅读教学“建议”的建议： 一、建构主义——新课程标准的哲学基石 提起哲学，某些人就言必称希腊，那就从古希腊说起吧。古希腊产生了两位伟大的智者，一位是苏格拉底，一位是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大家都认识，柏拉图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他的徒孙，是辩证法的开创者，伟大的“客观主义”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大家比较陌生一点，但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思想界无人不知。因为他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我权且把他称为“主观主义”哲学家吧。 如同中国古代哲学走的是以儒为主，以道为辅的两条线，西方哲学的发展也有这样两条线。苏格拉底就是孔子，而普罗泰戈拉就是老子。马克思号称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但他的祖师爷还是苏格拉底；而叔本华、尼采等，拜的却是普罗泰戈拉的祖宗。至于海德格尔、佛洛伊德、萨特......打的是人本主义（其实就是主观主义）的旗帜，则又与叔本华、尼采等一脉相传。 中国的历史上，有哪一段时间道家思想占上锋？——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玄学盛行，知识分子扪虱而谈，谈玄。但好景不长，随着隋唐的统一，儒家又红火了起来，而道家此后再也没有翻过盘！而今的西方思想界，主观主义盛行，客观主义几乎靠边站，不就是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回过头来，再谈一谈“建构主义”。 作为一种学习的哲学，建构主义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哲学家维柯，他曾经指出，人们只能清晰地理解他们自己建构的一切。因这句话，建构主义从一出生就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建构主义的关键人物，如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等，同佛洛伊德一样，都是心理学研究的高手。以皮亚杰为例，他根据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著名的“认知结构说”，即：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的。乍一看，好象既唯物又辩证，颇能迷惑人，但骨子里还是主观主义：如果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都是儿童自己建构起来的，那些无法建构的系统知识以及无须建构的公理定律等又该怎么办呢？ 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一言以蔽之：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因为与当代思潮的主流（主观主义）相一致，建构主义风光无限，成了 教育研究中最主要的观念。这种观念很快传到了中国，在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直接促成了新课程标准的出台。 心理学家解决不了社会问题。而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社会问题。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课程改革，能否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只怕还得打一个问号！况且，“是药三分毒”，建构主义这味西药的副作用是什么，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我们深入地去研究。 ? 二、以读者为中心——语文阅读教学“新思维” 20世纪西方的文艺理论可以说是众说蜂起，异彩纷呈。但如果拨云见日，让哲学的阳光普照下来，就会发现两大对峙的阵营：一是“人本自律”论，一是“文本自律”论。前者在当代明显占上锋，这里重点谈一谈前者。 人本自律论，就是以人为本，单向地从人的内在需求和生命潜能上破译文艺活动，评判艺术的价值。象征主义文论、表现主义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还有文艺心理学等，是这一阵营的杰出代表。而后期的阅读现象学、文艺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则是从读者方面研究文艺活动中“人”的问题，可以被视为人本自律论的新发展。 人本自律论是当代西方主流思潮——人本主义哲学在文艺美学领域中的反映。因此，人本自律论和建构主义是一根藤上的瓜和叶。 人本自律论最大的缺陷就是闭门造车，无视人以外的因素对文艺的制约和文艺以外的因素对人的影响。以当前国内流行的接受美学为例，可以知之。 接受美学是汉斯·罗伯特·姚斯于1967年创立的，其核心是主张从作品的接受者前景去研究美学问题。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他更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在他看来，作品的意义是读者的阅读赋予的，这与“人是万物的尺度”何其相似也！ 姚斯的理论是对传统文本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的挑战，“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关系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构成。”“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取决于既定‘文学事实’的组织整理，而是取决于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不断体验。”（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那么，文本究竟有没有某种不变的客观价值呢？姚斯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姚斯看来，一部文学史就是文学的接受史。但问题出来了，接受者以外的因素如改朝换代、天灾人祸等，对文学有无影响，影响多大？一些风靡一时的作品迅速地消没，一些杰作巨著历经冷落，读者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目光如炬。以读者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