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效率评价及其时空演变研究.doc

1 绪论 研究背景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国的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城市经济持续增长[1]。2011 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 突破 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2]。然而，中国的城市效率普遍较低，城市经 济建设中存在和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增多，集中表现为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 经营方式粗放，资源配置失调等，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3]。中 国的城市“发展”往往被视为“增长”，城市发展也被片面理解为城市的规模扩大、经济增长 和等级增高等[4]。城市发展中的“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现象明显，这导致了大量的资源 耗费，也降低了城市的发展质量[5]。因而，城市效率逐渐取代城市 GDP 和城市化率，成为衡 量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城市效率是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一定时期内一个城市有效总产出与要素总投入的比 值[6]。当前，各级政府和学术界高度重视城市效率，2002 年 11 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坚 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 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因此，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 展的进程中，提高城市效率显得尤为重要。以“低排放、低消耗、高效率”为特征的发展模式， 符合科学发展观，其实质是以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和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实现最优的城市效益 [7]。 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城 市作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其发展受到城市的结构、规模、区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城市效率成为评价城市的运行态势、配置合理性和管理程度的重要指标[8]。当前，由于城市蔓 延分散式发展布局导致的土地资源的浪费，基础设施投资和维护成本的增加，城市中心区的衰 败，居民出行成本的增高以及种族、贫富隔离等已经影响到城市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 城市的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矛盾也日益突出。因此，提高城市效率是实现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决策[9]。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的低碳型、紧凑型和生态型城市，是促进城市发展，提高城市效率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城 市效率高，城市才能具有活力，才能增强吸引力和辐射力，才能加速资金积累，才能促进产业 规模扩大，进而拉动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10]。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效率的时空演 变特征，研究影响中国城市效率的主要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为中国城市经济实现“又好又快” 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城市效率研究进展 城市效率内涵研究进展 城市效率，以前一般被狭义地理解成城市的经济效果。实际上城市效率的含义非常广泛， 有城市经济效率、城市运行效率、城市居住效率和城市投资效率等。对于专业型城市，如资源 型城市和旅游型城市等，还可以有城市资源效率和城市旅游效率等。可以说，城市效率是描述 城市本质特征的一个概念，是将城市的“质”与“量”相结合，并将城市“质”的内容用“量” 的形式反映[11]。早期国外学者多单一研究城市的经济效率，且由于研究手段所限，多对个别城 市的发展过程进行追踪。20 世纪 70 年代，丹下健三等引进“效率”的概念，并提出把“高速 高效”作为现代化城市规划结构的标志。“效率”概念的提出使在具体规划中可以进行定量设 计、计算，以判别各种城市结构的合理性，并进行优选。近年来，很多学者从城市综合发展的 角度对城市效率进行探讨，开始关注城市综合效率的提高[12-15]。国内学者多采用王嗣均从价值 创造和资源消耗角度对城市效率的理解，即城市单位投入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或增殖的物质产品 和精神产品的价值量，或城市创造或增殖单位价值量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所耗用的人力、财 力、物力和时间[16]。 城市效率评价方法研究进展 城市效率的评价方法有多种思路，主要包括从价值创造和资源消耗角度出发的指标体系评 价法，从效率驱动力角度出发的全要素生产效率评价法，从投入产出角度出发的数据包络分析 法和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的生态足迹法。 指标体系评价法 指标体系评价法通过建立城市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相应指标赋予权重计算城市效率得 分，从而对城市效率进行评价。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嗣均（1994）提出的衡量城市效率的 6 项指 标[16]，即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市区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平均值之比；市区第二、三产业 产值与建成区面积之比；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市区自然科学技术人员之比；市区每百元固 定资产提供的利税；市区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耗电量和市区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耗水量， 并通过打分加权求和的方法得出各城市的城市效率。运用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