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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那些曾想改变世界的人们
1968 年春天,全球各地的人们带着对美好生活的诉求走上街头,他们想象着世界的其他可能性并为此行动,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五十年后,我们“回访”了这场世界级运动中的部分年轻人的生平,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忧虑和期待放在今天也毫不落伍,甚至更加有效了。
“有些事情正在外面的街头发生——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像是世界会因此改变的事情。”
在电影《戏梦巴黎》(The Dreamers)中,从美国到巴黎来的学生 Matthew 这样对他的法国朋友 Theo 说。那正是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的时候,就连最迟钝的人都能从马路上的海报、电视里的新闻觉察到,有些什么大事正在发生。此时,在 Matthew 的故乡美国,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都达到顶峰。这年四月,马丁middot;路德middot;金遇刺杀身亡,惊动了全世界。
▲1968 年 4 月 4 日。马丁middot;路德middot;金遇刺后,他的同伴指向暗杀者所在的方位。
1968 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德国、捷克、日本、墨西哥、巴西许多不同国家的人们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诉求,以至于有人说,这是一个“全球造反”的年代。
这些抗议者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对压抑的政治空气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他们开始想象世界的其他可能性,并且,以强大的意志力和行动力,企图将其变为现实。
当然,他们在很多事情上还不成熟,有些时候甚至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理解自己信仰的——或宣称信仰的——事物的意义。美国作家詹姆斯middot;米勒(James Miller)回忆起年轻时参加“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简称 SDS)的最后一届大会、部分学生高喊起“胡、胡、胡志明!”的场景时,他说:“显然,新左派已经走在一条死路上了——很多年来我压根不愿意去回想六十年代,我为我年轻时候的幼稚感到羞愧。”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激进派别“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于 1969 年在芝加哥举办“复仇之日”(Days of Rage)游行,最终演变成一场暴动。
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或许是时候再次“回访”当年的那些年轻人。我们从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和墨西哥各自选取了一位在六八浪潮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梳理了他们的故事。他们当时都不到三十岁,甚至不到二十岁。我们想知道,那时的他们,各自面临怎样的境遇?他们在烦恼和忧虑着什么?他们怎样改变了六八年的世界?而六八年又怎样改变了他们?
政治思想家汉娜middot;阿伦特曾说:“下一个世纪的人们会像我们认识 1848 那样认识 1968。”此时“下一个世纪”已经到来,关于 1968,我们记住了什么呢?
法国
丹尼尔middot;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23 岁
(注:所标注年龄为人物在 1968 年时的年龄,下同)
上面这张照片可能是五月风暴最标志性的照片之一:当时 23 岁的学生领袖丹尼尔middot;科恩-邦迪,在巴黎索邦大学前,戏谑地朝他眼前的防暴警察微笑。在今年 5 月 10 日《纽约书评》的一篇对科恩-邦迪的采访中,政治学家、记者克劳斯middot;莱格维评价说,这张照片蕴含了五月风暴中所有对立的元素:上位者与下位者,陈腐的体制与充满朝气的青年,恶人与英雄,权力与反权力,秩序与无政府主义。
这张照片让丹尼尔middot;科恩-邦迪成为五月风暴最广为人知的青年领袖之一。不过,他最初进入媒体视野,却是在更早以前。1968 年 1 月,法国青年与体育部部长来到南泰尔大学(Nanterre University)参加新泳池的落成仪式,当时还是学校社会学系学生的科恩-邦迪打断了他的致辞,质疑他所在部门的白皮书为何对青年学生的“性生活”问题只字不提(科恩-邦迪意指当时广受诟病的男女分宿问题)。
若是脱离当时法国的语境,这样的质疑或许会显得可笑,也没有人会把这样看似琐碎的校园管理问题与后来的大规模游行、全国性工人罢工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如果仔细追溯导向“五月风暴”的一系列事件,就会发现文化和思想在其中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很多人在回顾这一年时,认为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观念上——而非政治上——的变革。
对法国六八一代而言,他们的启蒙读物是居伊middot;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和鲁尔middot;范内格姆(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两位作者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腐蚀了人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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