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收集和材料的安排-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DOCVIP

五、材料的收集和材料的安排 安排材料的重要性决不亚于收集材料。这一点，尤其是现在，是怎么强调也不过份的。 ——作者 【5.1】收集、安排、解释材料，再往后在更大的范围内跟别的材料一起作统一处理，这些步骤只是分析而言，在具体工作中它们交互发生影响。收集材料总是在某种理论指引下并为说明某个问题而进行的。这不排除在收集材料过程中会发现新问题并得出新观点（所谓“歪打正着”）。安排材料时总要考虑到怎么解释他。不同的解释会需要不同的安排，甚至影响收集。比如以前的理论认为，只有“语言斗争”（一种语言吃掉另一种语言），没有“语言合作”（两种语言互相融合）。因此不承认“洋泾浜”是语言，对creole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于是这些宝贵的语言材料不要说如何安排了，连收集都不去收集。 歪打正着有两种情况。一是从有错误的材料或前提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二是原打算解决甲问题，但在收集安排材料过程中解决了乙问题。这两种情况都不少见，用不着一一举例。机遇和直觉目前还无法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因此正式讨论时大多有所保留。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正从神经元和行为两头夹攻，不过，要打开思维黑箱看来也不是一时半回的事儿。有些科学哲学家过份一本正经按现知逻辑论说反显得云山雾罩。这儿不想多谈，免得太虚。不过我倒觉得听听科学发现中的逸闻趣事能激发灵性。“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这相对于无准备的头脑来说是不错的，但对于同样有准备的头脑来说，为什么你碰上了他碰不上？机遇和直觉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性远比我们现在已知的要大得多，对此我们必须保持一个“有准备的头脑”。 不同的解释往往跟不同的认识目的和实用目的相关连，而不同的目的往往跟不同的材料安排相关连。随着电脑运用范围的扩大，社会科学领域中盛行“模型法”，这既是假设演绎理论性很强的工作，又是很实用的。研究社会现象难于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不可逆，不可控，可变因素多，材料可靠性低，适用性强，价值标准跟社会相关。也就是说，它的真假好坏的判断标准不是根据跟人类的主观相对的自然客观，而是根据跟个人的主观相对的社会群体客观。海森伯（〈在科学进步中思想结构的变革〉）认为“历时的可行性也是一种客观的正确批评，就像科学中的实验一样”。这种“可行性”就是社会群体的价值标准。模型法就是为社会判断提供选择方案的。他根据以往大量的统计资料找出几个因维或参数作为假设前提，再为每个因维取定不同的值，于是演绎出多个模型。大多数模型的“不可行性”一望而知，剩下的模型各有利弊。这些模型提供给应用者，让他在决策时选择。选择哪个模型往往不是跟“最科学”、“最合理”有关，而是跟最需解决什么问题或对特定应用者最有利是什么有关。科学家对于“赤裸裸的事实”（K.柯尔）并不感兴趣，刘易斯·托马斯说，仅“当放在一起的数据意味着某种东西”时，他才称之为科学事实。 自然科学中的物相事实都如此，更不用说社会科学中的事件事实了。社会科学中的材料有点儿像纸币。他只有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投入使用才有“钱”的价值，除此之外，他几乎就是“纸”。 即使使用，也有一个安排问题。可以周转增值，可以做慈善事业，可以享受，当然也可以认为上面的虚安排是沽名钓誉败家子，不如存入银行放心。只是银行也会倒闭，不如放进缸里埋到地下，想起来就高兴就实在。不同的安排服从不同的人生目的。对于不同的目的来说，各自的安排都有实在意义。因此，要比较不同安排的好坏，不如去比较不同目的的高下。当然，埋在地下的钱会随着时间的过去减低他的使用价值。过了特定的使用时间，他就不再是资金，而是史料了。 【5.2】材料多能兴旺史学，但作为概念系统的科学并不是材料仓库。在我们历史上有过无数经验知识，据考证（坦普尔《中国：发现和发明之国》），世界上基本的发明创造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而现在连我们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还要让外国人到中国故纸堆古器物中去“重新发现”。不纳入理论系统（认识框架）的孤立的事实知识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我们数千年有术无学的“科技史”上，来听说某绝技失传了，某绝技又重新发现了。最典型的要数指南车的反复发明和反复失传（见刘天一〈漫谈指南车〉）。这些世代积累的经验知识要成为普遍知识还需要现代科学重新处理。 一般都认为，西方人擅分析，中国人重整体；西方人争首创，中国人集大成。可集大成从没集出一门科学来。我们接触到科学不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早在三百五十年前明代末年，耶稣会传教士就带来了过时科学。当时正是中国古代技术集大成的时候，李时珍出了《本草纲目》，宋应星写了《天工开物》，徐光启写了《农政全书》。可惜他们跟现代科学的发现都没什么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启。这位政治上居高位，经验知识上集大成的传统文人，自从认识了利马窦以后，最使他倾心的学问竟是演绎科学的开山作——欧几里德几何学。他和一批志同道合者拟定